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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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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布于: 2005-3-29 13:08 20875 次浏览 310 位用户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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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9:00

七、结论

  如果考虑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潮流之间的差别,14世纪廷巴克图的一位市民可能会发现,自己呆在14世纪的牛津城里时也感到比较安适。16世纪,他或许仍能找出这两座大学城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但到19世纪时,两城之间的鸿沟则变得很深了。

  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托马斯·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它显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了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和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主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它们并不象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灭绝的地步。有关西方为什么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并突然跑到其他地区前面的问题,第十七章已作了论述。但是,这里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非洲总的看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落后于整个欧亚大陆呢?

  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过,更不用说回答了。前几章在分析欧亚大陆各文明的发展时,提出了某些可能与之有关的因素,这里暂且提出来予以考虑。这些因素的相对意义;如果它们确有意义的话,不作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不能评价的。

  人们立即想到的非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农业、冶金术和长途贸易引起的普遍的促进力不久便开始停滞不前,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非洲没有出现过在用铁制工具开发和利用北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时在这些地区所出现的连锁反应的高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洲缺乏相应的肥沃的、具有潜在生产率的地区。土地贫脊、气候恶劣和舌蝇等因素,使非洲的农民和工匠不可能象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工匠那样,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即使是条件优越的苏丹,也主要依靠出口黄金和贩卖奴隶,而这不可能为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十分广阔的基础。

  第一节所述的外部和内部的与世隔绝似乎也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例如;非洲既没有能与欧洲相比的河流和沿海出口,也不象欧洲那样,享有接近先进的拜占廷和伊斯兰教文明随有利条件。相反,这里内地多沙漠、多雨林,而外部是烟波浩渺的海洋。这阻止了甚至是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有限产品的有效利用。确实,与美洲不同,非洲距欧亚大陆很近,近到足以从加农业和冶金术这样的基本技术的传播中获得好处。但是,非洲距欧亚大陆又很遥远,远到无法接受数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一直在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长长的一系列发明。

  最后,非洲很容易遭受外界的进攻,因为发展停滞便意味着软弱,而无论何地,软弱将招致侵略。前面我们已叙述过柏柏尔人入侵苏丹和葡萄牙人进攻东南非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结果。它们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对比之下,西欧在1500年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之前的关键性的五个世纪中,没有遭到任何侵略。这种易受攻击的因素,后来以痛苦的奴隶贸易这一极为致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贸易不仅减少了广大地区的人口,而且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混乱。

  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说明,为什么非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各社会所达到的水平。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继续,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区的经济,反映出这种迟滞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迟滞状态又转过来维护了诱人的平等主义和缓慢的生活步调;而这后两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亲属关系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区是很普遍的(见第三章第四节)。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巴西尔·戴维森曾推断:"……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比较可能对非洲有利。……就这种比较所能有的任何价值而言,欧洲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对一般人及其妻子来说,可能更加危险,更让人讨厌。"

  这一明确的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社会引人注目的特征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就因为它缺乏欧亚大陆各社会的推动力和不断的发展。只要非洲人与外界比较隔绝,他们就能维持和享有一种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但是,当西方的扩张主义抵达非洲沿岸时,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地区越不发达,越容易遭受侵略,结果遭到的破坏也越大。班图农民牺牲"不发达"的狩猎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扩张,这是事实在近代,工业化的西方的代表牺牲"不发达"的农民的利益,尤其是牺牲那些仍停留在新石器阶段的人们的利益,间向全球,这也是事实。

  最后,应该指出,尽管非洲人没有赶上欧亚人,但却超过了更与世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士著居民。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欧洲人进入非洲内地比进入美洲和澳大利亚晚得多的原因。如第一节所述,这里也包括地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非洲人,尤其是那些同欧洲人做买卖的非洲人所达到的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些人自然是最先进的,因为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最具有生产能力的,因此,他们为有利可图的贸易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商业,仅在规模方面使这些先进的非洲人感到新奇。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同遥远的摩洛哥和埃及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因此,非洲人对葡萄牙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这时的美洲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的态度。确实,森林里的居民由于同阿拉伯人没有直接的接触,对欧洲人的白皮肤、对他们的火器所产生的巨大声响、对这些新来者从海上而来——沿海居民对此十分崇敬——感到非常惊奇。但事实仍然是,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在非洲引起象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引起的混乱和分裂。因此,非洲人按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同欧洲人进行贸易。几个世纪以来,沿海地区的酋长不准欧洲人进入内地,因为他们想继续保持他们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经纪人的有利地位。1793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之所以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是由于沿海居民在允许白人旅行他们的国家方面所存在的猜忌,而不是由于伴随进入非洲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经纪人的害怕——"害怕同欧洲贸易的利益被减少,害怕同欧洲的贸易从他们一边转移到邻居那里,害怕内地王国"因得到欧洲武器而成为危险的竞争者。

  亚当·史密认识到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在抵抗欧洲人入侵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别,他于1776年写道:

  在非洲沿岸和东印度群岛,各管欧洲人拥有许多重要的居留地,但在这里的任何一国里,与在美洲大陆及其周围岛屿上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建立那么众多而又繁荣的殖民地。非洲以及属于东印度群岛的几个国家由野蛮的民族居住着。但这些民族并不象可怜、孤弱的美洲人那样软弱无助;而且……他们的人口也稠密得多。……因此,在非洲和东印度群岛,欧洲人更难以取代当地人,难以将其殖民地扩大利原居民居住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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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9:00

第十九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面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所有由这些事件"欧洲的扩张"产生的商业利益已沉没和丧失在由这些事件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史密

  11世纪,维金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长达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试图在那里保持居留地,但没有成功。15世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结果完全不同。随发现而来的不是失败和撤退,而是对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500年间欧洲努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

  欧洲人对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开发非洲,构成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对比。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如亚当·史密所述,是印第安人"可怜、孤弱的"困境。虽然他们并没有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印第安文化的总的发展状况是,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这一点符合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就更是如此。本章将叙述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和詹姆斯·库克船长登上新南威尔士之后请重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

一、大陆和民族

  同非洲相反,美洲向欧洲移民彻底开放。这里没有阻碍接近海岸的沙洲;美洲锯齿形海岸线上的港口,常常比非洲平直海岸线上的港口更易进入。此外,美洲拥有发达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障碍的内河航道,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气势雄伟。水流平缓,这样的河流是非洲所没有的。探险者们不久就学会了使用当地桦木独木舟。他们发现只需携带少量物品,便能划船从大西洋顺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由此南下,沿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湾,或者北上,沿马更些河到北冰洋,或者西进,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到太平洋。

  一般说来,美洲的气候也比非洲的气候更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河流域气候炎热、空气潮湿;南北美洲两极地区气候非常寒冷。但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兰德河北部地区却很兴盛。同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也感到安适;墨西哥和秘鲁是他们的两大中心,那里的气候同西班牙的气候相差无几,无疑与气候闷热、流行疫病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几乎美洲所有的本土民族都是从西伯利亚东北部渡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这句话必须用"几乎"一词加以修饰,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诸岛抵达南美西岸的。这些南太平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虽无人知晓,但仅从所培植的植物这一证据,足以确定他们横渡大海远征美洲的事实。当在太平洋两岸发现相同的、高度驯化的、离开人的培植就无法生存的植物时,它们的分布只能由人类的迁移这一点来解释。

  不过,有一点确凿无疑:欧洲人在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至少有99%是渡白令海而来的种族的后裔。在近代之前,人们认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来到美洲大陆是在约10000年以前。考古新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彻底修正了这一估计。现在普遍同意,人类肯定在20000年以前,很可能在2000O年或更早些时候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以前。接着来的是爱斯基摩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海峡两端,直到现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总之,在离亚洲最近的美洲地区,这时的人口已十分稠密,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对这些早期的移民来说,过海到美洲大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冰河时代末期,封冻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460英尺,于是露出了一座宽1300英里、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桥。如此大的"桥"实际上是一块大而新的次大陆,为当时动植物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范围。而且,这一地区由于猛然低落下去,不是被冰覆盖着,而是被湖泊、沼泽、草地和冻土带的各类灌木所覆盖;这些植物为当时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乳齿象、猛犸、麝牛、騣犎、驼鹿、麋山羊和羚羊、骆驼、狐狸、熊、狼和马提供了牧场。由于这些动物越过陆桥来到美洲大陆,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捕捉它们为生的猎人。

  即使在气温的回升使海面增高、淹没了这块连接地之后,最终形成的海峡也很狭窄,可以在看到对岸的情况下乘粗制小船毫不费力地渡过。后来的更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和定居。

  渡海来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数移民,越过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峡,继续进入北美内地。他们被促使他们移居美洲大陆的同样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的动力和后方部落不断向前挺进的压力——推动着向前迁移。这样,分散的狩猎部落不久便布满南、北美洲两块大陆。人们发现,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到11000年以前,亚洲移民已到达南美洲的南端。

  关于种族特性,所有印第安人都属于蒙古种人。他们以颧骨高凸、头发硬直粗黑、脸上和身上汗毛稀疏、小时候脊骨背后带有蒙古种人的斑点为特征。不过,不同的部落变异甚大;美洲最早的印第安人比后来的印第安人更不象蒙古种人,因为在今天所谓的蒙古种人完全进化之前,他们就已离开了亚洲。移民以近亲繁殖的小集团散居各地带,也说明了诸独特生理类型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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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0:00

二、文化

  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带来什么文化,因为他们来自欧亚大陆最落后的地区之——西伯利亚东北部。当然,他们都是组成小集团的猎人,仅拥有粗糙的石器,没有陶器,可能除狗外,也没有其他已养驯的动物。由于他们进入一块无人居住的大陆,因此,能毫无约束地形成自己的风俗,而没有雅利安人迁移印度河流域或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移居希腊时所受到的当地居民的影响。

  在以后几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确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种种文化。他们不仅适应了所面临的范围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他们彼此间也已相适应。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集团的阶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发展起王国和帝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种类,其中还有一神教。他们使用约2000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相互间的差异就象汉语和英语间的差别一样。这表明在这里如同在整个东半球一样,语言的变化极为丰富;据悉,1500年,存在于东半球的语言约30O0种。这些语言不论在词汇,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并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大约24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2700O个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的火地岛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拥有30000个词。

  鉴于各类制度和习俗,人类学者将美洲大陆分成大平原地区、东部森林地区、西北沿海地区等现个文化区。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成三类: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也更富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各种反应。

  高级农业文化存在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位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和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这种文化上的地理分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同非洲相反,美洲最先进的地区并不位于离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一个原因是,与对非洲人起重大作用的中东地区和地中海盆地不同,西伯利亚东北部不是伟大的文明中心。另外,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与苏丹草原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不相同,明显无助于文化的迅速发展。因而,美洲的发展速度并不取决于离欧亚大陆的远近,而取决于适合农业发展的程度。因此,农业首先在美洲那些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中东极为相似的地区,即高原地区发展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在高原地区,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砍伐森林,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使各种作物得以生长,而且还拥有大量可培植的、具有潜在高产特性的土生植物。

  第三章第一节叙述了约公元前7000年中美洲地区的农业的起源,以及至公元前1500年,即食物种植最终成为社会决定性因素之前的漫长的"早期农业"阶段。印第安人培植了100多种植物,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来自由印第安人驯化的各种作物。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区的主要产品,最初只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培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术,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属植物,即美国的木薯淀粉;印第安人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了淀粉。印第安人种植的其他重要植物有:南瓜、马铃薯、西红柿、花生、可可豆、烟草、以及含有大量蛋白质的豆类植物。印第安人留传下来的药用植物有:药鼠李、可卡因、山金车花、因皮卡克和奎宁等。在这些发现最终证明两半球的农业有其独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种植的植物没有一种是在东半球培植的。

  印第安人的农业发源地,也是他们最早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形成"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又转过来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总的看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大大增加了定居的人口和那些与最低限度的生存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比较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这些文明突然被西班牙人所制服。结果,除他们培植的宝贵的植物外,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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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0:00

三、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3000英里的印加文明。(见图21"美洲印第安人的帝国")玛雅人以其艺术和科学的显著发展而闻名于世。他们独自发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记号作为表达思想的传统符号。为了计算时间、预言未来和为献祭和主要的丧葬事宜推算吉日,他们还研究了天体的运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搜集的天文学知识非常广泛,据认为,至少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不相上下。玛雅人的复杂的圣历以共同周期为基础;这种周期在其倍数与时间相一致时便并入更大的周期。他们的有些历法计算跨越几百万年——这是一个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时间范围方面的观念,如果我们回想起最近在欧洲,世界的创造是如何被确定在公元前4004年的话。

  玛雅人的城市,如果它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举行仪式的中心,而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首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玛雅人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农业在两、三年内便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迁移村庄驻地。为了平衡这种暂时的生活方式,玛雅的耕种者们在主要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以此来表承他们的社会的统一。这些建筑物是巨大的金字塔庙宇和公共住宅,祭司和新教徒可能就住在这里。这种建筑物完全靠石制工具建成,用雕刻加以装饰;这些雕刻在美洲是无与伦比的。现被列为世界伟大的艺术之一。

  4至1O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土壤的肥力耗尽,或疫病流行,更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包括祭司集团在内的宗教中心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近几十年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这一对比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实际上,阿兹特克人是后来才进入墨西哥的。几个世纪内,这里相继形成了一系列高度发展的社会。这些社会很容易遭到来自干旱的北方的蛮族的攻击;自然,这些蛮族是被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迁移南下的。最后一批入侵者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然后,占据了阿纳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岛屿变得非常拥挤,阿兹特克人通过建造"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浮动园地"是一些在湖底丛生的杂草上面铺垫上湖土、由生长的杂草固定在湖底的浮岛。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次播种之前,农民们都要挖些新的湖上,铺在"浮动园地"上,因此,其表面随着一次次耕种而不断增高。然后,农民们再挖去表层的泥土,用于建造新的"浮动园地",于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浮动园地"使阿兹特克人的人口和财富剧增。15世纪早期,阿兹特克人与湖岸诸城镇结成联盟,并从他们的驻足点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经常对外远征袭击,迫使其他民族以实物向他们进贡和为他们服劳役。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阿兹特克人的统治西至太平洋,东达墨西哥湾,南几乎到尤卡坦半岛,北抵格兰德河。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时已成为拥有20万到30万人口的大城市,通过几条道路与海岸相连,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这个首都同威尼斯相比。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当他的副手贝尔纳·迪亚斯·德尔·卡斯提略从大庙宇的顶端观看全城时,也为首都的壮观而感到敬畏:

  在我们登上大庙宇的阶梯之前,孟特库苏玛正在顶端向他崇拜的神献祭;他派了六名祭司和两位主要官员领科尔特斯登上阶梯。通向顶层的台阶共有114级。……的确,这是一座地狱般的庙宇,从其最高点可以俯瞰四周近邻的全景;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三条通向墨西哥的大道。……我们还看到了来自查普特佩克的水渠,它向全城供应淡水。另外,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一座座桥梁横架在水渠上,道路和水渠纵横交钱湖水通过水渠涨落。湖面上,小船星罗棋布,它们将粮食、制造品和其他商品运往城市。从这里我们还发现,在这座城市和建立在湖上的其他所有城镇里,家家户户仅以吊桥或小船作为交通工具。在这些城镇中,一座座涂有白色胶泥的美丽的庙宇,从小建筑群中拔地而起,犹如我们西班牙城市中的许多宝塔和城堡。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象。

  饱览这一壮丽景象之后,我们又将目光转向大集市,看到那里群集着许许多多的买主和卖主。由这一庞大人群产生的喧闹声和嘈杂声,大得连四英里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到。我们中有些人曾去过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旅行过整个意大利。他们说,从未见过系墨西哥这里的集市:地盘这么大,管理得这么好,拥有这么多的人。

  阿兹特克人的势力建立在持久备战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据其现存的资料记载,除其他各种物品如军服、盾牌和宝石之外,他们一年还征集到玉米1400万磅、三类和苋菜各800万磅、棉花200万包。

  首都的壮丽和源源涌入首都的大量贡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断定,孟特祖玛是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其实并非如此。仆从国在履行国家职责方面仍相当独立,并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唯一的联系是纳贡;它们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来人与印加人不同,并不试图使他们的臣民受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方式的同化,为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作准备。

  西班牙人不仅为阿兹特克国家的富有和豪华而眼花缘乱,而且也为其宗教仪式上大肆屠杀一排排献祭用的人而毛骨悚然。西班牙人不久便认识到,金字塔是人们献祭用的祭坛;而就在这些到处可见的、用于宗教仪式的金字塔的顶端,献祭用的人遭到屠杀。祭礼在中美洲很普通,但没有一个地方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实行着魔似的大屠杀。实际上,阿兹特克人的侵略目的就是去捕捉俘虏,用以献祭,以及去迫使仆从国向其首都纳贡。

  阿兹特克人认为,第-个目的比第二个目的更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经常处在被洪水淹没、尤其处在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的神灵。但这一做法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转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贝尔纳·迪亚斯是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的见证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镇区"索科特兰"中位于庙宇附近的那块地方。这里十分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头颅——可以肯定有10万多个,我再重复一遍,10万多个。同样,在这个广场的另一角落,你还能看到整齐地堆放着许多残存的人的尸骨,这些尸骨是数不清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头悬吊在两旁的柱子上。……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镇区,我们都能看到同样可怕的情景。……

  最后谈谈秘鲁的印加人。应该指出,"印加"是其君主的称号,因此,虽然习惯上称印加人为印加印第安人,但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是擅于饲养美洲驼和种植马铃薯、操克丘亚语、属于克丘亚种族的许多部落中的一个。12世纪,他们在库斯科谷地定居下来,不久便统治了这个地区。在早期阶段,他们的战争首领逐渐建立起一个王朝,而他们的部落成员则成为其他部落中的贵族。世袭王朝和贵族阶层相结合——这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建立帝国的有效工具。由于一代一代印加即国家首领的杰出才能,这一点尤其符合实际。印加唯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亲姐妹,因此,每个印加都是兄弟姊妹通婚所生育的后代。这种近亲繁殖大约持续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强健,因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样,王子们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印加人从座落在秘鲁高原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向外派出军队和使节,向西到沿海地区,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进。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已将版图从厄瓜多尔扩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长约2500英里。这样,他们统治的领土比阿兹特克人的领土大得多,而且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

  这一帝国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这一道路系统包括用芦荟藤编织成的索桥和用有浮力的芦苇制成的浮桥,其中有几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大面积的灌溉系统同样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国;其中部分灌溉系统至今仍在使用。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信差迅速地将信件送往全国各地。

  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这一宗教认为"印加"是太阳的后裔,在太阳礼拜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帝国统治的其他方法还包括:土地、矿藏和牲畜归国家所有;为了税收和军事上的目的,编制详细的人口调查表;废黜世袭的地方首领;为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强迫居民在新地区定居;在国家的主持下,举行集体婚礼。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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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0:00

四、结论

  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仍然是,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轻易推翻和彻底消灭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墨西哥和阿兹特克帝国各自至少有人口300万,有些人估计,它们的人口多达这个数字的五倍,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决、争论不休的问题。西班牙单方面取胜的原因,最终应归于美洲大陆的与世隔绝。应该指出,这种与世隔绝和非洲的情况一样,既是外部的,又是内部的。这就是说,不仅美洲清印第安文明同其他大陆诸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被切断,而且诸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间也很隔绝。

  "关于秘鲁和中美洲的相互关系,"一位考古学家说,"从形成时期[约公元前1000年]到西班牙人入侵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件实物或一篇记录足以证明这些地区之间确实存在着影响和接触。……"换句话说,在2500年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证明中美洲和秘鲁诸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以及撒哈拉按漠以南非洲正处于频繁的、成果累累的接触之中(后者在程度上要低一些)。因此,最终结果是,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双方发生对抗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掩饰他们在物质领域极为落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悬殊差别在中美洲最为明显,而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普遍存在。农业上,印第安人虽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生效。他们的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这一最低限度,而他们的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的密度。他们的工具仅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远洋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没有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是唯一的运输工具;美洲驼和羊驼虽用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但不能运载重物。

  这一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夸大。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印第安人渐渐习惯了火器和骑兵。此外,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非常锋利耐用。他们开始更加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有……两座军火库,里面装满了各种武器,其中许多武器用黄金和宝石子以装饰。这些武器包括不同规格的盾牌、军刀和一种大砍刀。这种大刀需用双手挥动,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易于砍杀。此外,长矛也比我们的长,全长一噚,一端装有尖头,也是用几种锋利的燧石制成的。这种长矛非常锋利坚硬,能利穿最坚固的盾牌,刺杀起来象剃刀一样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这种石头刮脸。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用于发射的皮条,以及为他们特制的圆石投石器和一种大盾牌。这种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只是在战场上才展开,能从头到脚将整个身体遮盖住。

  这说明,除技术上的悬殊差别外,促使西班牙人获胜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一个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能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附属部落。印第安人还被过于严格的统治所削弱。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后,他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

  这种服从思想回家教的禁锢而进一步加剧。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最初都被当地人认为是返回大地、实现古老的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孟特祖玛之所以会出现自取灭亡的动摇,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18O人迅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样,对孟特祖玛来说,科尔特斯就是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他正返回大地,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也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同样使他们蒙受灾难。他们认为,战争是短期的,是为宗教仪式尽力;而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捕捉俘虏,用俘虏的心祭神。因此,他们发动的战役常常是出于礼仪的争夺;战争中,以最低限度的混乱和破坏捕捉俘虏。这种军事传统显然是一大障碍,因为西班牙人-心想获胜,而阿兹特克人只想捕捉俘虏。

  如果说美洲大陆各大文明缺乏抵抗欧洲人的力量和内聚力的话,那么,发展程度较低的食物采集文化和中级农业文化地区就更是如此。正因为它们发展程度低,其人口也就较少,不过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以历来较低的数字为例,印加帝国有人口300万,而南美洲其他地区仅有人口约100万。同样,居住在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人口有300万,而居住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人口仅100万。当欧洲人到来时,那些发展较差的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简直没有足够的人力守卫他们的家园。而首批探险者传给他们的疾病,更加深了印第安人的这一弱点;他们由于缺乏免疫力而大批死于流行病。因此,早期殖民者常常发现被遗弃的田地和无人居住的村落。于是,他们便接管过来。

  后来,当大批移民开始从欧洲移居美洲时,印第安人被绝望地击溃了。最早到来的是商人。他们几乎未遭到任何竞争和抵抗便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因为美洲不象非洲,没有与之抗衡的土著商人阶层。其次是移民。他们被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当印第安人在绝望中偶然拿起武器时,由于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注定要失败。于是,这种不相等的争夺很快便告结束;获胜的白人占有上等土地,印第安人被赶进居留地或新主人不感兴趣的、不大吸引人的地区。

  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条件,人口较少,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使欧洲人能占领南北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立足点。亚当·史密称印第安人为与非洲黑人不同的"可怜、孤弱的美洲人,"是完全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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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1:00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其与世隔绝的程度比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的与世隔绝更加严重。这一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命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的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人类型也幸存下来;18世纪后期,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他们仍处于旧石器阶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土著居民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尚未确定。考古发掘渐渐将这一日期向后推。最新发现表明,土著居民到达这里的日期至少在31000年以前。当时,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仅由狭窄的海峡隔开,有三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渡海来到这里。这三个种族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其中大多数属于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民族,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白人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这些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最先进的是居住在东南部的民族的文化这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的停滞不前,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圆顶的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以范围广泛的植物及动物为食,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其中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织织几乎与技术同样落后。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后期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显然也同样如此。他们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约30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一个。除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违法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45000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0000混血儿。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的移民在下面这段典型详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人所受的待遇:"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坎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仿佛是天意注定要他们在文明进步面前从其本上消失。"

  更悲惨的是大约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巴斯海峡将他们同澳大利亚隔开,澳大利亚土著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没有梭镖发射器、飞镖、渔网和其他所有捕鱼的工具。英国向塔斯马尼亚岛运送了最残酷的罪犯。1803年,这些罪犯登陆之后,象猎杀动物一样大肆屠杀当地人。几十年内绝大多数人被消灭。最后的一个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的一个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格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塔斯马尼亚岛的第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被灭绝的整个时期。她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连这一可怜的请求也得不到满足,她的骨骼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恰当地展现这一民族命运的纪念馆;而塔斯马尼亚人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他们恰好居住在地球上难以接近、未受到促进的地区。一位名叫雪弗伦德·托马斯·阿特金的人,目击了当地人的灭绝,从而推断出某些不仅与塔斯马尼亚岛有关,而且也与所有这类地区——在那里,欧洲人遇到了物质技术发展受阻碍的民族——有关的结论:

  的确,从所归纳的大量事实来看,这似乎是天国里一条普遍性的法则:当以渔猎为生、靠地上野草、块根和果实过活的野蛮部落同以畜牧业、农业和商业为正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时,野蛮部落在文明种族进步的面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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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1:00

第二十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一场西方借以发迹的技术革命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的西方人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大陆。

A·J·汤因比

  中世纪500到15O0年的1000年中,全球的势力均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核心区的一个多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迟至12世纪时,英国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枝,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故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非洲人从前曾供养过这些最傲慢的、精灵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象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但那时,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毫无成效之后,屈从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教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世界事务的重要性在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表示出来:

  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

  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分析作一比较,世界结构的根本变化将显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如此根本,以致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的到来。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对比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公认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上大炮,享有象铁制武器化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如同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更加有利的优势。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蒙古人取代阿依努人那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过程中,欧洲人首次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地区性的阶段,开始了全球性的阶段。

地图

  人类在整个历史上的活动范围是由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技术愈原始,活动的范围愈有限;相反,技术愈先进,活动的范围愈广阔。因而,,据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温暖的非洲大草原;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行走人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带;而拥有更复杂的技术的人类则将活动范围进一步推进到欧亚北部、美洲和澳大利亚。

  技术进步不仅使活动范围扩大,而且还导致人口增长。技术愈先进,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愈有效,因而,能在一定地区内生存的人口也就愈多。

  人口爆炸自然仅限于那些参加技术革命的种族。因而,有些种族人口增长,上升到现在所居的统治地位,还有一些种族人口减少,沦于湮没无闻的境地。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口增长方面的悬殊差别不仅使一些种族兴旺、另一些种族衰落,而且还引起从事农业者的增长和狩猎者的减少。拥有较先进技术的农业者的人数远远超过狩猎者。

  农业革命使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文明最初仅出现在最适于农业生产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因而,早期的文明如图6"公元前3500-1500年的欧亚古代文明"所示,是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个小岛。公元前二千纪期间,操印欧语和闪语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制服了这些古代文明,从而为继其而起的古典文明扫清了场地。

  这些古典文明区和帝国包括的不是与世隔绝的大河流域区,而是一个个完整的地区。例如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诸地区性帝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地区性帝国一起构成了欧亚核心区,即一长条由诸文明区和诸帝国组成的连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地带。

  古典文明同古代文明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为新的欧亚范围的入侵浪潮所推翻。在欧亚大部分地区,一个个帝国组织最后被重新建立,并得到巩固,但是在西方,短命的加洛林帝国由于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新的入侵浪潮而被推翻。还有另外两次大的入侵浪潮也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时的欧亚大陆,这就是始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的入侵和13世纪的蒙古人的入侵。

  这些入侵虽然开始时具有破坏性,但确也起了联结的作用,创立了一个比在古典时期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欧亚核心地。这一新的中世纪核心区已有商路网和周游范围广阔的旅行者。

  中世纪后期,西欧不再实行自卫,转而采取攻势。这一扩张主义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和宗教好战诸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促成东侵的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也有世俗方面的考虑;东侵向四面八方展开。

  由于西欧在全球探险中起着领先的作用,所以人们常常忽略15世纪初期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一系列探险活动比起同时期西欧的探险活动,要雄心勃勃且范围广阔得多。

  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差别同样惊人的是,东欧的拜占廷人和俄罗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曾地括整个地中海流域,但在以后数世纪里,疆域不断缩小,只是个别时期里恢复过原状;到15世纪时,仅剩两个很小的立足点,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个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北面,情况正好相反,俄罗斯人正在俄国的领导下四处掠取土地。

  在这同时,与欧亚大陆类似的发展正在非欧亚世界展开,只是其速度比较慢。农业和冶铁技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后,促进了当地经济、商业的发展和帝国的建立。在美洲,农业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且非常成功,因为那里驯化、栽培了大量的植物。但是,由于美洲与世隔绝,冶铁技术从未象它从欧亚大陆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到达过美洲。不过,繁盛的农业为建立可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帝国相比的国家,提供了基础。

  作为上述所描绘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到1500年,也就是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第一次使所有地区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之时,世界各地区已达到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欧洲人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扩张的路线和速度。海外地区的发展愈迟缓,欧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压倒之势;相反地,海外地区愈先进,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则愈有效、愈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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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2:00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本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全书各章后所附选读书目,我们没有翻译,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可与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相媲美。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的具体关心和大力帮助。他还为这一中译本撰写了导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是分头译出的。前十章和地图部分为吴象婴所译,余下的后半部分和插图说明为梁赤民所译。第十一章前四节曾由许企平初泽,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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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2:00

中文版前言

  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满意我的《全球通史》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

  环顾20世纪后期的世界,我们将意到一个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世界,看到一个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一切都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界。不仅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全球如此,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如今,这三个世界都在转动着它们的车轮。

  由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日益落后,因此,尽管在"联合国发展的几十年"期间,我们作了种种努力,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正在加大。联合国那几十年的发展失败惨重。以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处境比它们过去作为殖民地时更加恶化,因而,它们现在进入的不是"发展的几十年",而是"生存的几十年"。

  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同样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夸口说,到198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将超过美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在当今新的尖端技术方面,并不是一位领导者,而是一位追随者。所以,它的工业产量已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实际上也落后于日本;苏联不但没能赶上美国,而且落到了日本的后面。因此,苏联现在在全球工业等级中名列第三。今天,我们之所以听到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洛夫以及领袖人物米哈尔·戈尔巴乔夫作出这样的宣布:根本的问题在于苏联的社会和实际做法需要彻底检查,原因就在于此。

  在富有想力的美国,我们发现太阳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许多严重的问题日益加深。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从世界上第一债权国下降为第一债务国。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美国报纸上尽是这样的报道:无家可归的人们露宿街头;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现象不断增长、遍及全国;酒精中毒、吸毒成瘾、少女怀孕和青少年自杀的比率与日俱增。

  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做的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有前途的趋势。人类过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色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发觉自己陷入困境,当今技术革命与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例如,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世界目前生产的食物多于它的需求。如果林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平均分配。由于我们拒绝接受社会的变化,每个民族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全世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古老的生产率问题首次得到解决之后,营养不良和忍饥挨饿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样,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装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上述例子说明,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多么严重,多么可怕。

  爱伯特·爱因斯坦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警告我们:"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不幸的是,爱因斯坦告诫我们所要避免的向大灾难的陷入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有责任使人们警觉并认真考虑爱因斯坦对我们的警告。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我希望,我的书能对人们的觉悟有所贡献。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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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2:00

序言

  见是序言,就应该写得简明扼要;然而,本序言应是一个宇宙容器、一艘飞船,它将载读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观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后的篇章使读者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事件那样。

  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意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达、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已大大扩大了可靠资料的范回,而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随着通讯联络的飞快进步,迫使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9年)、拉尔夫·特纳的《伟大的文化传统》(1941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1963年)以及当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杂志》和《人类史》。

  这种新的兴趣之所以迄今对课堂教学未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是由于对世界历史的教学法是否切实可行这一点存有疑虑。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那么上述疑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就欧洲近代史课程而言,它毕竟不是依次讲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家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虽然要讲述诸主要国家内部的基本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探讨那些曾对整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世界近代史课程与此相同,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而,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

  如果考察从哥伦布航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近代初期阶段,观察角度不同的含义也许可得到具体说明。在欧洲历史课中,对于近代初期阶段,通常主要讲述的不外乎是:16世纪的王朝冲突、新教反抗、海外扩张;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专制君主国的兴起、英国革命;18世纪的王朝战争和殖民战争、启蒙运动、开明专制君主。

  世界近代史课常常保留这些传统课题,同时还增加其他有关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发展的课题。最后结果是,世界历史课负担过重,成了一门既不是专门讲述欧洲历史又不是专门讲述世界历史的课。因此,从新开始,将这门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样做了,显而易见,西欧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阶段中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展。在15世纪末,欧洲仅仅是欧亚大陆四个文明中心之中的一个,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到18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谋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此,这一阶段作为从1492年以前的诸地区彼此隔绝到19世纪西欧建立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这一观点评价近代初期阶段,那么显而易见,有关欧洲历史的传统课题与世界历史是不相干的,必须抛弃。因此,本书中取代欧洲历史课的传统课题并予以强调的是以下三大课题:

  1.欧洲扩张的根源(为什么进行扩张的是欧洲而不是欧亚其他文明中心)。

  2.欧洲扩张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基本状况、制度及其影响欧洲扩张的性质和进程的方式)。

  3.欧洲扩张的阶段(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阶段)。

  这一结构使这些世纪里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显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结构不比欧洲历史课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结构更难于理解。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世纪和别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纪,非西方世界开始反对欧洲的霸权。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正如出于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数千年里,以中东为中心,在中世纪的若干世纪里,以蒙古帝国和伊斯兰教帝国为中心一样。为什么本书的结构实质上以欧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胜利为基础呢?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书的章节标题所反映的那样,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后两者是富有意义且能立足的世界历史课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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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3:00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本篇谈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1500年开始?为什么是西方人在16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叶作出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问题在第一章中予以回答;后一问题是本篇余下各章要讨论的题目。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作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划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道理的,尤其是如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会率先从事至今仍可感到其影响的海外事业呢?第二章将分析西方社会的推动力,其后各章将考察穆斯林世界、儒家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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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3:00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综观世界历史,我认识到: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史连续不断地朝请民族均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将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来讲过它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本身,而是与一个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一系统。

阿克顿勋爵

  世界史若就其确切意义而言,并不是由所有各自独立、彼此间缺乏普遍联系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国家史汇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时常以枯燥无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堆积而成的。……尽管世界上诸民族或者为时间、事件所分隔,或者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须将所有民族的历史集合为一体,将它们统一成一个协调匀称的整体,并将它们谱成一首壮丽的诗。

尼古拉·果戈理

  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1500年开始?人类及其祖先已在地球上生存了二百多万年。为什么要挑选这仅占人类全部历史的百分之一的一小片断历史,予以特别注意呢?

  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

  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如果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元发生说是正确的,那么,在人类历史开始时,就存在一种统一性或共同的起源。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人类逐渐分散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陆地上。后来,冰期的结束使各大洋的海面升高,从而将非洲和欧洲隔开,将南北美洲和东北亚隔开,将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隔开——这里仅提及几次主要的分隔。

  从此以后,人类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孤立中。有些人沦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境地,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他们最后几次由东南亚移居澳大利亚到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澳大利亚,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达3000多年。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几乎同样与世隔绝,他们最后几批从西伯利亚渡海至美洲的时间是在哥伦市航海之前约10,O00年时。其后,虽然挪威的探险队曾抵达北美洲的东北海岸,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曾到达南美洲,但都没有对印第安居民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沦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因为那时的撒哈拉沙漠已变得非常干燥,成为阻止人们迁移的一个巨大障碍。不过,尽管如此,非洲黑人实际上仍与外部世界有着有限的、断断续续的联系。多半是由于这些联系,他们享有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没有的某些有利条件。东南亚的航海者带来了甘薯和香蕉,中东人传来了开矿、冶炼和锻铁的技术,而阿拉伯人则将其文明以及宗教从他们在北非和东非的根据地传播给黑人。这些和另外一些进步使黑人能更有效地开发自然资源、更大量地生产食物,从而使其人口相应增长、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世界的其余部分由欧洲、亚洲和北非组成。北非在整个历史上与地中海北岸地区的联系比起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些。为了方便起见,这块从摩洛哥到堪察加、从挪威到马来亚的大陆可称为欧亚大陆。正是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占有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文明的发源地。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正如这里所阐释的,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欧亚大陆,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的巨大的、持续的相互影响。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生活在半孤立状态中,达数千年之久,但欧亚混血人却相反,在这期间一直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各种技术、思想、制度和物品。

  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影响在150O年以前比1500年以后要小得多,因为1500年以后,各地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在1500年以前,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影响因时代而异。一般说来,早期数千年里,这种相互影响最受限制,以后,其范围渐渐扩大、速度渐渐加快。公元前的数千年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局限于各自范围有限的所在地。当然,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往;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的真正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各种技术的传播来说明。不过,事实仍然是,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绿洲,四周为大片大片的野蛮状态所包围,越过野蛮状态而发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在古典文明的数世纪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公元100年即古典时代臻于极盛时,罗马帝国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帕提亚帝国伸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贵霜帝国征服了印度西北部,中国汉帝国囊括了东至太平洋的所有余下的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实体占有的是完整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大河流域;文明世界象一条连续不断的带子从苏格兰高地伸展到东南亚。结果,各地区间出现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的交往。在这一时期里,各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开始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宗教影响,还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时,以希腊文化著称的混合的希腊-中东文化也从地中海东部向四面八方传播——传播到西欧、北非、印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里,地区间的贸易也大大增加。贸易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交换的货物有:罗马帝国的亚麻布、铜、锡和玻璃,印度的棉织品、香料和宝石,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其中,丝绸居首要地位。

  后来,到中世纪时,欧亚大陆诸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比过去更大,因为这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区的庞大帝国。632至750年间,穆斯林攻占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大帝国。在以后数世纪里,伊斯兰教还进一步扩张到中亚、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内地。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13世纪的蒙古帝国,它囊括朝鲜、中国、中亚的全部、俄罗斯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这使人们大开新的眼界,当时一些著名旅行家的业绩可表明这一点;他们利用穆斯林市国和蒙古帝国境内的和平与安全,来回横穿欧亚大陆,周游各地。西方最闻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1254-1324年)。他曾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效劳,任中国某城市的总督,那城市有居民百万;当他出游25年后返归故里、将自己的种种奇遇告诉同胞们时,他们都惊讶不已。游历范围更广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参拜圣地麦加,然后经撒马尔罕旅行到印度;在那里,他当过法官,也出使过中国。后来,他回到摩洛哥,又继续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后抵达延巴克图。景教僧侣拉班.巴·索马的闻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于北京,他的旅行是由东往西,横穿欧亚大陆。1287年,他抵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蒙古朝廷,然后经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他曾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接见。

  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一体化和相互影响的进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诸帝国盛衰不一,时兴时亡;交通渠道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畅通,有时阻塞。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曾繁荣一时,但随着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崩溃,衰萎成一道涓涓细流。同样,欧洲商人由于蒙古帝国过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长久地步马可·波罗的后尘。不过,事实仍旧是,在整个1500年以前的时期里,与非欧亚世界诸分散、孤立的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是一个生气勃勃、不断自我更新的整体。

  欧亚大陆内部各地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世界历史来说,最为重要。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曾发表评论,指出这种根本差别的意义。他说: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如果将这一假说应用于全球,那么,所有较大集团中发展最迟缓的应是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是发展最不受阻碍即最先进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它们相互间不断交往,而且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当然,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亚的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又有高度发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非洲黑人呈现了相似的多样性,不过其总的发展水平更高;最后,处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欧亚大陆的非常先进、复杂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说仅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马姆斯伯里的)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这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胆怯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始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尤其是若考虑到他们早先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仅一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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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4:00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阿诺德·J.汤因比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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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4:00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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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5:00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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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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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5:00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汙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1200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水道中间,但航向应朝着东北海岸,因为那里可以抛锚泊船。谨防船航行时过于靠近最近在东面发现的暗礁浅滩。驶入港口时,应保持船离大陆的两船头之距,因为那里水深6至6.5寻。……

  从帕拉莫萨可以到方位东、东东北12哩处的阿克卡弗雷达的抛锚泊船处。船离陆地的距离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  1.5哩。这一港湾的陆标是陡立于海边的光秃秃的高山和远处的岛屿。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清高度发达、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时,他们具有一叫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造一优势大约只是在他们开始海外扩张时才取得,因为中世纪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而且。它们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因此,他们对于攻入敌船这种传统的海战战术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补充。当时,陆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火炮非常笨重。无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说架置在船上、进行发射了。

  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虽然更易操纵,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这些发展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装备自己的船,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梁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它们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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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5:00

五、新的经商技术

  造船、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处理商业事务的新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颇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方济各会修道主兼数学家卢卡·佩西奥利在1494年发表的《数学概论;几何学及比值比例》,是一部专论复式簿记的经典著作。佩西奥利在这部曾用作全欧洲的教科书的著作中,极力主张商人们应将每笔帐在借方与贷方均登记一次。这种簿记方法使欧洲商人任何时候都能确定商业经营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货币观念。

  商业方面的另一重大发展是,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其起因:部分在于商业增加,部分在于矿产量上升,为铸造货币提供了更多的金银。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纷纷仿效。具有标准的、可靠的价值的货币的出现,对商业极为有利。

  这时,还出现了原始而重要的银行和信用票据。虽然支票、汇票和有限公司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那样,直到17至19世纪间西北欧大举扩张时,才发展起来,但是,意大利人开始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为时要早得多。他们早在12世纪时,便已研制出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热那亚的圣乔治公会已担负起银行的职责,使帐单和票据流通。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将下述三个世纪里一些杰出的金融家族的财产(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数全及其位置方面的发展趋向:

  1300年——佩鲁齐家族(佛罗伦萨)$ 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罗伦萨)$ 15000000   1546年——富格尔家族(奥格斯堡)$ 80000000

  金融活动的惊人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基督教放弃中世纪时它对利息的强烈谴责和排斥。本来,在一个贸易.活动不多、投资牟利讥会相应少的社会里;对利息持嫌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纪后期,情况起了变化,随之,教义也有了改变。在早先数世纪里,教士们一直猛烈抨击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但是,到1546年,法国的法学家查尔斯·杜穆林却在恳求承认"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他说:

  ……日常的商业实践表明,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使用之后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有助于说明,钱独自不会生钱:因为即使田地,假如没有钱财的花费、劳动和人的勤奋,也不会独自给出果实;钱,同样如此,即便钱是借来的,过一段时间后仍须归还,但在此期间,由于人的勤奋,它也会生出相当多的钱。……而且有时,钱借出后使债权人的所关与债务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对高利贷的一切憎恨、谴责和惩罚,应被理解为:仅适用于过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贷,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

  最后,欧洲的扩张在最初的伊比利亚阶段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这些合股公司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合股性质限定了投资者的责任,使投资所起的作用与经营管理的职责相分离,同时,也使人们有可能动员大量资本以从事种种商业投机。任何想用少量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他们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们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不用进一步负责任。而且,各投资者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也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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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6:00

六、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中世纪后期朝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欧的扩张。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当时,起作用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国家有时结成教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势力,即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程度的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同盟和联盟。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教皇帮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在两个多世纪里,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士征税者逐出教会。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他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治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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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26:00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15O呎,长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呎、长120呎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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