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二、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成立时。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为了解开这个谜，1795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去探险。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他成功地到达了尼日尔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滨，未能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领一支相当大的探险队再次去尼日尔河探险，但是，他的大多数伙伴甚至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于途中。这一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45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5个还活着，即3个士兵（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18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他发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获得的邻近地区。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放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只有非洲大陆的两端，即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南非在一般状况中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外，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地化已在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各种活动也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明确的扩张和吞并的计划。这一时代初期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麦就宣称他自己'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并把德国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衬衣的波兰贵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软的黑貂皮外衣。同样，在英国1865年，受命考虑西非事务的众议院一致同意，"所有进一步地扩大领土或霸占统治权即订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护的新条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后，各种因素（见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写道："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奥波德以帮助非洲引进文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在开幕辞中宣称："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战。！"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是创立了"中非洲探险与开化之国际协会"。尽管这个协会名义上由若干国家集团组成，但执行委员会则为利奥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奥波德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出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接受象征性报偿使意昧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象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的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欧洲其他领导人采取行动。这时，法国人已派著名探险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刚果河下游，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刚果河以北的土地。德国人也参与了这场竞争，于1884年获得了西南非洲、多哥兰和喀麦隆。这时的葡萄牙人也卷入了竞争；这尤其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获得对北至南纬5　。12'的西海岸即刚果河口两岸和无限内地的权利。英国从来不愿承认葡萄牙人的这些要求，但这时，为了抑制好战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它改变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两国签订了《英葡协定》；该协定承认葡萄牙人对刚果河河口的主权，并规定由英葡两国共同控制这条河上的航行。

　　这一协定遭到其他列强的强烈谴责，于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利奥波斯的"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即"刚果自由邦"的权利。最后，会议发表了有关提高土著地位、传播福音、根除奴隶制的动听的宣言。所有这些在所谓的"自由邦"里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

　　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随后，他将面积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里同在刚果其他地区一样，开发天然产物的特别垄断权，包括利用土著劳力的权利，都投给了贸易公司，而利奥波德则是大多数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的利润既来目特许权获得者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来自他们在极为成功的经营中所赚得的红利。总之，在刚果所获得的财富是通过无情地剥削当地民族才榨取到的。因而，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致使刚果人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年间下降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

　　如果非洲人生产的橡胶和象牙达不到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断肢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手脚并砍。工头们为了证明他们工作尽职，将一个个装满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有时就用烟熏的方法保存这些手。一位在"刚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对他的见闻作了如下记述："居民们已无影无踪。他们的家被烧毁；在无人看管的棕榈树篱笆里和荒弃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烬残忍的鞭打、屠杀、掠夺和诱拐。……人们或是逃进荒野，或是在法国或葡萄牙的领地里寻求保护。"

　　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渐渐泄漏出来，利奥波德不得不干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过去曾为私人财产的领地这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结束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形式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利奥波德这位极其唯利是图的创办人劝诱比利时议会慷慨地赔偿他在刚果的"牺牲"。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过去在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由于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大体上，他们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亚的英国人和喀麦隆的德国人能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时变成了由巴黎统治的巨大的法国领地。

　　法国人为了将他们的领地向东扩展到整个非洲，派遣马尔尚上校进行了一次危险的远征。这次远征使他从法属刚果来到尼罗河旁的法绍达；他是于1858年7月抵达法绍达的。几个星期后，基钦纳将军率领一支从埃及溯尼罗河而上的探险队也到达此地。基钦纳以英国的名义要求马尔尚从法绍达撤走。两人当时都聪明地决定将这一争端提交各自的政府。以后几个月中，英法两国一直处在战争的边缘，但是，1899年春，法国让步了，让英国占有了上尼罗河。

　　在北非，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一直占据着莫桑比克，法国则对马达加斯加拥有种种权利。德国人和英国人是其余领土的主要争夺者。1884年底，柏林会议期间，德国一位热衷于殖民的青年人卡尔.彼得斯博士在东非秘密登陆。十天内，他就说服当地酋长签订了割让60000多平方哩土地的条约；这些土地几乎相当于他本国领土的三分之一。第二年，德国政府宣布卡尔·彼得斯获得的地区为保护领地。

　　德国人的活动唤起了英国人，他们开始签订将肯尼亚领土割让给他们的条约。这种攫取土地的做法引起了桑给巴尔苏丹的一再抗议；桑给巴尔苏丹长期以来一直对他的桑给巴尔岛对面的东非沿海地区拥有主权。但英国人和德国人无视他的抗议，分别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两个协定，解决他们之间的领土争端。德国人继续保有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分得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及乌干达保护地；德届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取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称为肯尼亚殖民地。桑给巴尔苏丹继续占有桑给巴尔岛，但必须承认英国为他的宗主国。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土地荒芜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1896年时，他们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不象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人那样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80000人的军队。他能打败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1914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1882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由于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到1911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同时，在非洲大陆的南端，由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个保护地，由于葡萄牙人制订了将西海岸的安哥拉和东海岸的莫桑比克连结起来的计划，英国人也因此行动起来。英国人控制了三个地区——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这三个地区都变成了土著居留地，并被置于英国专员的控制之下。在林波波河北面，英国人为富饶的采金地和适于白人拓殖、益于健康的高地所吸引。1889年，英国政府授英国南非公司以特许状，规定该公司的活动范围"以南非共和国的西、北面和葡萄牙领地的西面为界"。殖民者开始迁入；1890年，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风景美丽、气候宜人的高原上建立了索尔兹伯里城。英国的这些殖民地如果没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来自虽然为时已晚但仍试图赶走白人入侵者的当地国王罗本古拉，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怀有野心的邻近的葡萄牙人——是不会扎下根来的。罗本古拉被迫向占优势的英国势力让步，而葡萄牙人则于1891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将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让给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南非公司放弃了它的特许状，将其属地组成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两个殖民地。

表1　1914年非洲的政治区划分

	平方英里
法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法属西非、法属刚果、法属索马里兰、马达加斯加）	4086950
英国（南非联邦、巴苏陀兰、贝专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英属东非、乌干达、桑给巴尔、索马里兰、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刚比亚、埃及、美-埃苏州）	3701411
德国（东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兰）	910150
比利时（刚果）	900000
葡萄牙（几内亚、西非、东非）	787500
意大利（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兰、利比亚）	600000
西班牙（里奥德奥罗、木尼河居留地）	79800
独立国家（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	393000
总计	11458000

　　英国人在南非地区也遇到了麻境在那里，他们同布尔人殖民者的年期不和突然爆发为1899年的全面战争。战争之后，英国人允许布尔人在奥兰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实行自治；1907年，这两个殖民地与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联合组成了"南非联邦自治领"。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如前面所提到的，只有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例外。表1对1914年的非洲大陆作了具体的分析。

五、结论

　　上述概况表明，在许多方面，欧洲给非洲留下的印记比给欧亚大陆留下的要深得多。欧亚大陆并不存在着通过奴隶贸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类似情况，虽然非洲的总人口并未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除了南亚外，欧亚大陆也不存在农业土地转让的情况，尽管这种转让在非洲也仅限于东非和南非。同样，欧亚大陆不存在运输、财政、外贸、采矿业和制造业实际上完全为欧洲人所控制的情况。最后，除菲律宾外，欧亚大陆还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和欧洲语言广泛传播、欧洲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学校和医疗机构扩大文化影响的情况。

　　欧洲对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所达到的总的发展水平完全不同。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各个方面——文化的复杂、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这种差别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远远地易受到欧洲传教士、企业家和移居者的伤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不发达提供了乡村水平的天然抵抗（这与受欧洲影响的城市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内地村庄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完整的传统文化；这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响。在承认欧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人们还应认识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村庄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上）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里进行了惊人的大屠杀。于是，他们毁灭了我们不久前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人们十分遗憾、极度痛苦地看到它已无人居住，变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兰姆·德·拄·卡萨斯，1552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个日渐文明、人口日渐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深远得多。因此，本章标题所指的不是"影响"，而是彻底的欧化。

　　欧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它还包括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这种情况曾发生于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烟较稀少的地区。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欧洲移民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谋生方法和文化传统蜂拥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领土。因此，随海外地区种族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早期的迁移　欧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万人之所以愿意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到遥远的大陆去冒尚不知晓的危险，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说明。1763年就已存在的欧洲狭长的带状形殖民地，到1914年时已扩大到覆盖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地区早些时候还无人去过。

　　表1　南北美洲的种族分布（单位：百万）

	白人		黑人		印第安人
	1835年	1935年	1835年	1935年	1935年
北美洲	13.8	124.3	2.6	12.4	1.8
中美洲	1.9	6.9	2.7	8.4	21.4
南美洲	2.9	40.9	4.5	18.7	29.2
合计	18.6	172.1	9.8	39.5	52.4

　　表1－3说明，欧洲移民绝大多数去了南北美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这两块大陆还提供了远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多的经济机会。不过，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移民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可说明这一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人们对欧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数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谓的拉丁美洲。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所以，欧洲移居者不再需要从事劳动。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

　　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从事。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19世纪的迁移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1900至1910年间达到顶峰；这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万人迁移。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进了每一块大陆，结果，尽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这时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也为相当多的欧洲人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各表），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19世纪后期也有大批移民来自意大利和德国。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北欧；而1890年以后，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来自西北欧，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则来自东欧和南欧。至于英国自治领，移民来源却受到限制，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些辽阔的地区，自治领放宽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亚人由于附近的亚洲国家人口稠密，对自己较缺乏人口这一点特别敏感；同样，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占绝大多数而感到担忧。

　　种族上的结果　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变得以欧洲人为主，不过，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优势（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隶贸易而被运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欧化的另一个例外；据估计，近1，000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新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种族政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三比一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产生过决定性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他们的人口占多数时——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也是如此，因为印第安人或黑人从未在新大陆任何一个较大的国家里占据统治地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接受了欧洲白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开始组织起来，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权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范围的觉醒和反抗的运动中去。在南非，黑人占多数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一多数从一开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他们的态度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认为，现在生活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17500多万黑人同胞是支持他们的；这些黑人同胞多数已赢得独立。换句话说，他们因生活在一个黑人占压倒之势的大陆上而对黑人充满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于生活在一个白人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新世界里，自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起就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多种多样起因于诸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马德里朝廷实行专制统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员实际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别无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职务。672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职的总督、总司令和地方长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长期居民，其余97．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长期居民。法国殖民地也受到专制统治，因为那里的权力集中在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总督负责每个殖民地的防御，地方行政长官则处理经济事务。

　　相反，英国各殖民地都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反映了母国欣欣向荣的议会制政体。这些代议制机构的确切性质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异。在弗吉尼亚，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这一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到美国革命时，它的影响已超过王室总督。在新英格兰，不是个别移居者去荒原冒险，而是成群结队的人迁移到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一种市政际它定期召开"市政会议"，在会议上作出种种决定和选举各种官员。尽管政权的确切形式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十三个殖民地都有一个共同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而这导致了民选议员和王室官员之间的不断摩擦。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官员悲哀地将英国殖民地的桀骜不驯同法国殖民地的良好纪律作了对比：

　　法国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效仿；他们采您了明智、谨慎的国家所来政的每一项预防措施，以确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总督时给总督以适当的权力，而建立议会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的权利，还为了给总督以帮助。……由于没有我们的同胞为之得意的民众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采纳这样的计划来治理我们的殖民地，我们这个王国也将是幸福的。

　　革命时期　诺克斯对英国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担忧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些思想促使人们于1776年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而这一号召导致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此外，十三个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发类似起义的连续反应；这些起义在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卷了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种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个殖民地作出的榜样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它们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仿效。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们所谓的费拉德尔菲亚哲学，正如他们非常熟悉法国哲人的学说一样。所谓的"启蒙运动之舟"横渡大西洋，将法国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运到美洲。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委内瑞拉得到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时，商店将其一页页撕下来用于包装食品。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经济剥削和缺乏自治，是导致革命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由于权力集中在来自西班牙的官员手中，克里奥尔人（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非常不满。长年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战争也促进了革命的思想，因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的西班牙被先占领，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谋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愿意放弃它们所尝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们还得到了对行将灭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国感兴趣的外国列强的支持。

　　拿破仑·波拿巴统治西班牙及其长兄约瑟夫登上马德里王位是导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绝承认约瑟夫，声明效忠于彼废黜的斐迪南七世。他们的效忠宣言并没有说服西班牙当局，1809年，爱国者和效忠者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这场独立战争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提供的帮助对拉丁美洲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国人的援助对十三个殖民地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南美北部伟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坚持不懈地战斗了15年，实际上创立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独立的国家；玻利维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杰出的领导人是乔斯·德·圣马丁将军。圣马丁于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后，又翻越安第斯山脉——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运动。

　　墨西哥的革命始于1810年，由克里奥尔牧师曼纽尔·伊达尔戈领导，他死后由另一位思想开明的副牧师乔斯·玛丽亚·莫雷洛斯继续领导。这两位领导人试图把克里奥尔人要求独立的理想同帮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但克里奥尔人的保守派认为这一计划太激进，他们与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了1815年的起义。后来，这些保守分子担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们的特权，于是就为脱离母国而活动。一位克里奥尔官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制定了一个联合大多数派别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势力被轻易击败，1822年9月，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墨西哥独立。

　　事实证明巴西不经过流血就赢得独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国军队占领葡萄牙之后，国王约翰六世逃离里斯本，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约翰返回里斯本，让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暂时负责处理巴西的公共事务。多姆·佩德罗最后决定，不再随他的父亲返回里斯本，并宣布巴西独立。约翰并没有派军队反对他的儿子，而是接受了这一宣言，于是，巴西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从欧洲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属圭亚那与诸如牙买加、维尔京群岛和古巴之类的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例外；牙买加在1962年赢得独立之前一直由英国统治；维尔京群岛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麦统治之下。古巴1898年以前一直归西班牙统治。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结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十多年后，即1837年，英国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根源应追溯到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时，英国夺得了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新法兰西殖民地，1774年时，《魁北克法案》将魁北克边界扩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禁止边疆居民越过阿勒格尼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我们已知道，这一限制导致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然而，极为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这场独立战争，法属加拿大变成了英国领土。独立战争期间及其之后，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在英帝国中被称为联合帝国的亲英分子——离开居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返回英国，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属岛屿，但许多人则向北进发，进入沿海诸省（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太子岛）和现在属安大略省的荒原。这些亲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辈移民"。他们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国人的居留地一起为幅员辽阔的加拿大自治领创立了基础。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条款，住在现安大略省的那些亲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个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议制类型的政体，所以，他们很为不满。因此，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将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并在这两个地区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但这时，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再度发生了早先震撼过十三个殖民地的那种同样的冲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总督和指定的议会为一方，以民选议会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展开了宪法上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滥用官职任命权、控制税收、控制法院系统以及把公有土地仅仅分配给国家教会英国圣公会而不顾卫理公会教派和长老会教派声称他们有更多的成员。

　　到1837年时，事态已陷入严重的僵局，民众领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罗耀·麦肯齐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约瑟夫·帕皮诺）决定使用武力。尽管战斗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周围发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极态度。起义者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其领导人逃往美国。英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总督，并授与他进行管理和调查的一切权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个月，但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在各省听取了各种意见。回国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建议两个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伟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允许殖民地实行"责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议：

　　采纳真正的代议制政体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交给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人，以促进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种态度是明智的，然而，这种明智的态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从未得到承认。…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据在大不列颠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则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谐调。…但是，君主必须忍受代议制机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君主得组织与代议制机构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须同意靠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那些人来使这种政府维持下去。

　　德拉姆所说的责任政府制即代议制政体，指的是要让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他准备允许殖民地议会拥有与英国议会所亭有的-样多的权力，不过还有某些限制，即：帝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对外关系、管理贸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确定殖民地法规。

　　如果这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建议被早一点提出和采纳，美洲殖民地可能永远不会爆发起义。然而，甚至在1839年这份报告提出时，它还邀到了广泛的抨击，被认为是一份必将削弱英帝国的带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后来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压力很快就迫使英国政治家试验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尽管试验进行得谨小慎微，而且是尝试性的，但却立刻在英属北美获得成功。于是，责任政府制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并带来了同样的好处。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为英联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义之后的数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这就是那些起义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报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国家时期　一旦前欧洲殖民地赢得独立或自治，它们便进而发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极为多样，取决于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时期的经历之类的因素。

　　美利坚合众国　1777年的《邦联条例》是为管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准备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自由主义者确信：暴政和中央集权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的；民众的自由通过权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因此，十三州邦联的创立者允许中央政府对纯国家事务有管辖权，而将其他所有事务交给各州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各州保有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国会召开时十三州邦联设有专门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权力、司法权和权利"。

　　这一安排并没有给国家政府控制诸州和个人的足够权力。这一点在1785至1787年的大萧条时期变得很明显；当时，联邦政府发现它几乎束手无策。在有些地区，失业者组织起来，向州首府挺进，通过暴力获得救济（如1787年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在其他州，即在下层社会控制州议会的地区，则通过了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法律。这些发展使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暴徒统治"。所有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

　　出自宪法大厅的那个文件是为了抑制民众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拟定的。其主要特点是制订了完善的制约与平衡制度。四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将通过不同的方法被选定，它们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受制于以下几种东西；对选举权的限制、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和最高法院。两院制规定参议院可以制止过于冲动的众议院；至于总统否决权，国会能以两院三分之二的反对票使之无效；而最高法院则拥有对国会的司法审查权。长达十六周的辩论于1787年9月17日结束后，制宪者来到市立饭店共进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这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自豪地估量他们的劳动成果。宪法将十三州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持久的联邦政府。

制宪者规定，新宪法一旦有九个州的特别代表会议同意贯彻实行便立即生效。对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的挑选在美国历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运动。一方是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富裕的商人、律师和地主；他们能从新的政治结构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另一方是宪法反对者：小农场主、工人和工匠；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份没给他们什么政治权力的文件。尽管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数，但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分散、无组织、无准备。经过激烈争论后，宪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第一届国会。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够的国会议员陆陆续续地来到纽约，为总统选举团一致选举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这些最早的官员面临着许多令人惊愕的问题；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基金和税收制度，没有新政府可以用来作为根据的种种先例。然而，恢复稳定仅花费了短得惊人的时间，联邦政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华盛顿总统的有力领导、战后数年曾困扰美国的不景气的经济的回升和宪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见效。虽然宪法规定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同时，它又很有弹性，完全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权法案》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它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富人的反对，还是于1791年被接受。这一法案阐明了公民的若干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辩护人的权利等。

　　开国者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解决了联邦制这一难题。他们通过使权力竞争降到最低限度这样的方式谨慎地在国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如果出现任何争端，独立的法院系统便采取措施作出裁决。事实上，国会依据新宪法作出的最早的决议之一就是通过了阐明联邦法庭的职责和权力的《司法条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规定，新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隶制外，其他方面都与旧州完全一样。这确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资格成为州时会在相同的原则和条件下加入联邦。在这些情况下，美国不断向西扩展疆土，从阿勒格尼山脉一直扩展到太平洋。它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大片大片的领土：通过从法国手中购进"路易斯安那购地"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过强占和购买从墨西哥手中获得西南地区；通过同英国谈判夺得西北地区；通过购买从俄国手中获得阿拉斯加。在这些新地区又建起一连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个州，组成了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

　　拉丁美洲　国家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趋势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统一。山脉和密林等障碍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地区同欧洲的联系常常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西班牙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因助长了分离主义倾向，也促进了分裂。个别领导人宁愿在小国中名声显赫，而不愿在大的联邦中湮没无闻，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也必须予以考虑。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个殖民地这时变成了至少18个独立的国家：过去的拉普拉塔联邦总督辖区已变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诸独立的共和国；从前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变成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诸国，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分成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独立的国家。

　　长期的不稳定性是国家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政府经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相反，美国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宪法，尽管这一宪法经过多次修正。此外，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通常由两个政党在通过正规选举而当选的基础上轮番执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186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有9．3部。政府的兴起和倒台更是屡屡发生。的确，据说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罗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参观费城博览会时曾讲过，这里展出的新机器虽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钟里发生的革命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还要多。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仅仅是名义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种能使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能使社会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取代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秩序。这种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存在的明显的阶级差别和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或抵触情绪，因此，这种干涉使少数富有的地主和高级军官能象做游戏一样地操纵政界。一批批军事和文职领袖相继执政，他们几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国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鲁80%以上的总统是军人，厄瓜多尔的军校就教导学生："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

　　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地在维持与帝国的关系的同时逐渐赢得了自治。如前所述，这一独特发展的基础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责任政府制的原则。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行政部长将由总督选拔，这使总督能任命属于下院中多数党的那些人，从而建立责任政府制。

　　好几年中，英国政府不愿冒险尝试。1839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指出了他认为责任政府制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时，又得到他的行政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纳[责任政府制]原则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罗素伯爵说，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是双方"采取明智的节制态度。总督必须只反对议会的极大地影响女五名誉或帝国利益的请求；而为了协调一致，为了虔诚地依附大不列颠的权力，议会必须准备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这一妥协方针在实际中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总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实行责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勋爵察觉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责任政府制的实施。他在给新斯科合总督的命令中大胆宣布："……让上院长期阻挠舆论所要求的、议会的民众部门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过，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属殖民地继续维持与居民意见相违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会令人满意；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明确承认也不为过。"

　　于是，责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随即在加拿大得到实施，从而成功地证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见之明。施行责任政府制几年后，加拿大总督下结论说："我已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地上，在共和国美国面前，维持同英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国的制度的话。当信仰是真诚的时候，它始终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给了最惊人的颂辞。他在经过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园时说道："如果我1837年时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时见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们也许会犯下什么错误，我会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头就不寒而栗。"

　　如此，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上开始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责任政府制原则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国转变成直至今天仍很繁荣的持久的英联邦。

　　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联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独处，加拿大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1867年加拿大联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广大地区及其未经勘探过的资源正有待于开发，这是加拿大的责任。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来的是美国爱国狂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雄辩，他们把眼光贪婪地盯着北面的英属殖民地，因此，统一不仅保证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保证了军事上的安全。在经过极短时间的讨论之后，加拿大政治家们一致达成联合协议，1867年7月1日通过《英属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自治领象美国那样将领土向西扩展到太平洋。马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分别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为自治领的省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时，类似的发展正在欧洲人移居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出现。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当时，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组成的远征队从英国到达这里。由于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澳大利亚使被选作新的罪犯倾倒场。到1793年时，自由移民开始到达此地，并在今昆士兰、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乃至遥远的西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

　　与此同时，成群的捕鲸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动身到更加遥远的新西兰诸岛去，至1792年，他们已屡次到达那里，尽管当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亚人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先进、好战得多。到1839年时，新西兰已有2，000移民，于是，伦敦正式宣布它为英国的领地。随后几十年中，殖民者接连不断地从英国来到那里，而这主要是由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活动；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发起者，曾创办土地开发公司，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输送了相当多的移民。

　　至19世纪中叶，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扎下根来，而且，由干这些殖民地人口日渐增加、局势日趋稳定，它们开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要求自治的骚动愈益频繁，正如早些时候加拿大的情况一样，但是，加拿大的先例这时却围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轻易获胜的模式。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法案》，授权各殖民地组成它们自己的议会、确定选举权、修改它们的宪法、规定自己的关税等，但所有这些须经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不过，若依照在加拿大经过试验并得到证实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随时可得。同样，在新西兰，1852年也通过了一项法规：建立六个拥有较大的地方治理权的省份和一个实现地方的种种目的的大议会。四年后，责任政府制在新西兰得到正式批准。

　　将澳大利亚六个互不相连的殖民区统一为联邦这一最终任务的完成在澳大利亚比在加拿大更为容易，因为这里不存在扩张主义邻国的压力。但到19世纪末时，即使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也感到了外界影响的拉力。外来国家正吞并着澳大利亚人认为在他们的保护范围之内的太平洋诸岛屿。另外，亚洲人迁入的问题也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白人霸权的威胁；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决表明，各殖民地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联邦。190O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亚联邦正式出现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兰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时却归英国人统治。荷兰的农场主，即他们自称的布尔人，是一批顽强的、难以对付的家伙，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听任他们在辽阔的内地牧放牲畜，象过去的族长那样统治他们的家族和土著奴隶。当英国人干涉布尔人对土著的所作所为时，布尔人便开始了1836年的大迁徙。一些人移居奥兰治河那边的地区，另外一些人则越过瓦尔河继续向前推进。但英国人继续要求对布尔人的统治权，并在东海岸的纳塔尔建立了一个由英国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开普殖民地获得了代议制机构，不过，责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采纳；而纳塔尔到1893年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被耽误下来，很大程度上由于土著的人口优势；土著的待遇是帝国政府所关心的事情。此外，两个白人民族即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从某一点上说，问题似乎已通过。布隆方丹协议，（1854）得到解决；在此协议中，英国人接受奥兰治河为他们的北面边界，并承认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但是，1871年，在奥兰治河北面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矿；到1890年时，大约开采了六吨金刚石，价值3，900万英镑。同样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兰士瓦南部发现金矿。4年内，45O家公司相继成立，资本总额为110万英镑。

　　如此巨大的财富自然吸引采矿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这转而又导致了使《布隆方丹协议》过时的纠纷。一方面，布尔人憎恨入侵者，企图限制他们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正遭受着不顾《布隆丹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去吞并矿藏丰富的地区的强大压力。扩张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是传奇人物塞西尔·罗得斯；他的一生从当一个身体虚弱的移民开始，以帝国主义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终。同早些时候的征服者一样，他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刚石产地，然后在金矿矿山中积聚起巨大的财富。但是，对罗得斯来说，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大目标——扩大英帝国统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梦想——全归英国所有"，当他在金伯利还是个小伙子时常向北朝着辽阔的非洲内地挥舞着手这样说道。

　　发财之后，他进入政界，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然后，开始为实现他的梦想而制订计划并采取行动。由于伦敦政府犹豫不决，有些人接受罗得斯的计划，有些人则予以强烈的反对，罗得斯决定用暴力手段强行解决争端。1895年，他为一场反对德兰士瓦总统保尔·克留格尔的革命提供资金，并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导下，组织了对德兰士瓦的袭击。但革命和袭击都失败了，罗得斯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然而，这些事件进一步恶化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最后即1899年使全面战争爆发。

　　布尔人凭借游击战术使战争拖延了三年，并迫使英国人调动了30万军队来对付60000至75000布尔人。最后，布尔人不得不签订了承认英国的宗主权的《弗里尼欣和约》（1902年），但作为回报，他们也得到许诺，一旦情况允许，即可成立代议制机构。起初，英国人不愿让一个最近一直在为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实行全商责任政府制，但1905年执政的自由党新政府决定采取安抚与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都获准实行全面责任政府制。次年，这两个殖民地同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一起为成立联邦开始谈判。一个宪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国议会将其编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开始生效，南非联邦成为英国自治社区的成员。

　　结论显而易见，欧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的差异非常明显，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政治领导人发觉自己在领导一个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团及大城市领导机关的平衡颇不稳定的美国政党，他会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连不断地出现的种种宪法和形形色色的军事首脑，他会更为手足无措。然而，在这些明显的差别之下，由于所有这些政治制度都源于欧洲这一共同发源地，产生了某些潜在的类似点。这一共同起源解释了各种法典——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罗马法典——的相似之处；它还解释了信奉立宪制度这一点，尽管严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下）

三、经济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经济领域的欧化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十分普遍。就欧洲诸列强来说，起初他们的经济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们都信奉使殖民地经济从属于母国经济的重商主义原则。下面这一命令是1763年伦敦下达给魁北克总督默里的，它与其他无数个由巴黎、马德里或里斯本发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命令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的明确的愿望和意志是：你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们最不愉快的痛苦，对任何一个或几个建立任何制造业和从事任何贸易的法律表示赞同，这类法律对这个王国是有害的、不利的；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反对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制造业或确立上述贸易的企图。

　　尽管有这一共同的重商主义背景，欧洲各殖民地不久便发展了独特的经济；这些经济不仅不同于欧洲的经济，而且它们彼此间也互不相同。我们将看到这种多样性起因于几大因素，其中包括诸母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和诸殖民地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节所述，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既决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银和土著劳力这一点（金银和土著劳力是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所缺乏的），又决定于以非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还决定于伊比利亚诸国的经济落后（这种落后还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最终结果是，拉丁美洲从未取得格兰德河以北地区所特有的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反，却长期从属于西北欧，后来又从属于美国。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的经济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史根本不同，因为那里缺乏土著劳力资源和贵金属。这种情况迫使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劳动，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资源来发展某种可行的经济。巴黎和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起就都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影响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圣劳伦斯河两岸，法国人建立了以法国封建制度为模式的庄园制。居民必须以金钱和劳动的形式向其庄园主纳税。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英国试图强行建立各种僵硬的经济制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设立了与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资金由股东们筹集，公司向股东们保证将按他们的投资额分红。弗吉尼亚公司着手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到弗吉尼亚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私下拥有土地，每个人都为公司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存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人们只能从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领取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规定和限制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为不满的移民所依靠。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依靠母国提供封建的"监护征赋制"这种奖品，因为要实行"监护征赋制"，就必须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劳力。居民的确要向庄园主纳税，但这些税比法国通常的赋税较得多。教会力图征收居民所获产品的十三分之一作为什一税，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当局为防止青年人逃走、为防止他们成为非法的毛皮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诱惑和有利可图的毛皮贸易面前失败了。因此，新法兰西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大多数人经营自给自足的农业，少数人从事毛皮贸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诸公司不能长期控制它们的移民。弗吉尼亚一位总督报告说，当他到达这里时，他发现人们"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动"。在土地比劳力充裕这一事实的激励下，英国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这一型式和农业的成功，大多数人必须致力于农业。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们发现这里最好的作物是烟草、稻米和靛蓝。在中部殖民地——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谷类作物生长得很好，因此这个地区很快成为诸殖民地的面包篮。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也曾转向农业，但漫长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只得从事其他职业，主要是渔业、航运业和制造业。

　　于是，我们看到，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比拉丁美洲的经济远为多样化，而且更有生气，因为那里的土著劳工被抑制在仅能勉强生存的水平上，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在十三个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两岸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靠枪和斧头在荒原上建立家园、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线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开发者代替了用同样的工具和技术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农奴和非洲奴隶。

　　革命时期　十三个殖民地　正因为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国发生了纠纷，使英国难以控制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难以使其从属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就同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相抵触；1763年取消法属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违背其法令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发生纠纷，他们禁止移民超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声抗议这些限制，最后，他们诉诸武力。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为了既满足以前由英国人提供各种物资的市民的需要又满足美国军队的需要，战争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业大大发展。美国的航运业在独立战争期间扩大了，并转变成一支临时的海军；在赢得独立之后，它继续以扩大了的形式发展。美国船长们在和平条约签订才几年时就开始了同加利福尼亚和中国的极为有利可图的贸易。独立战争对仍为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州法令这时废除了陈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类制度体现在为使土地贵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法律中。大地产，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给了农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则作为居留地向边疆居民开放。生气勃勃的美国经济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个大陆和海外扩展。

　　拉丁美洲经济上的不满除了促成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外，还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岛居民）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在政府职务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职业的权利方面受到优待。因此，希望结束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奥尔人在许多殖民地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运动。对促进革命同样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国的贸易的西班牙重商主义法规。这种法规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产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仑法国的拚死斗争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那几年里。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企图将其贸易限制再强加给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终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如人已同西属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下面这一充满热情的呼吁是阿根廷牧场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时发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后的经济动机：

　　因为倒霉的西班牙诸省不再能消费我们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它们就应该白白浪费，这合理吗？因为西班牙海军太无能，不能将这个国家丰富的产品运出去，它们就应该烂在我们的仓库里，这合理吗？……当一个友好、慷慨的国家的国民出现在我们的港口，并向我们廉价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时，我们就应拒绝这个建议，从而将他们的良好意愿转变成通过非法贸易使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所有进口货物的少数几个欧洲商人的专门利益，这合理吗？

　　独立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象在美国那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经济仍由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所控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是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提供劳动的。自由贸易的确给沿海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活力，但这对静止不变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健全的社会经济结构，独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停滞的状态。

　　英属殖民地经济上的不满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义的爆发；促成起义的一个明显因素是人民大众对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愤慨，因为这两者各占去该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国国教的费用。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它们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只有少数人依附拥有基金的教会。此外，一个称为"阀阅世家"的拥有特权的小集团在加拿大享有半岛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种官方优待。而且，加拿大诸省不象边界那边的美国各州那么繁荣，许多人认为英国的统治应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别负责。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提出的以下这一指责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边界，那么，密执安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现今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会有几十万居民已在短短几年内、在西部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奋、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险心的驱使下密集到那里？或者，迄今为止已使希望破灭、已阻碍我们这个管理不当的殖民地发展的那种可恶的障碍是否会已阻止这几个州的发展，使它们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义时达到高潮的那种情绪就是如此。由于这些起义证明是无效的，在以后几年中，加拿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相反，这个国家平稳而又有节制地发展：人口稳步增长，新地区不断开发为居留团道路和沟渠相继建成；少数工业开始满足当地需求——锯木厂为建筑提供木材，磨坊供应面粉，梳棉厂和梳毛厂生产纺织用的绒线，并将绒线织成布匹，干酪厂加工农场主剩余的牛奶。不过，加拿大不具备南面那个共和国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在1837年以后同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国家时期在欧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赢得独立的国家时期，经济上的欧化却进行得极为彻底、极为惊人。欧洲在那些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主义可从根本上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大批移民从欧洲向外迁移的时期，这种迁移不仅意味着种族上的欧化，而且意味着欧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间更牢固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欧洲能够提供铁路、轮船、机枪和农业机械，而这些东西是征服和有效地开发一块块辽阔的大陆所必不可少的。欧洲除了输出为那些耗资巨大的活动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外，还为来自海外的源源不绝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了市场。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欧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区的空前的经济影响。

　　美国　美国的经济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1816年采取保护关税之后的工业尤其如此。在纺织工业中，纱锭的数目从1810年的87000个增加到1820年的25万个，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万个，钢铁工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扩展，1860年到达苏必利尔湖。与此同时，道路得到改进，沟渠、铁路得到修建。1830年时，铁路还不存在，到1860年时，铁路哩数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过，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最惊人的经济发展。南北战争本身就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扩展；战争结束后，由于西部的开放和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这一扩展仍在继续。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原料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到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为美国实业家和农场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叶以当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186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时却跃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间，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工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四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七倍，工业投资的总额增长了九倍。189O年，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与农产品的价值相等，到1900年时，它却比农产品价值多一倍。1860年，工业基本上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到1900年时，它却扩展到大湖地区，而且还扩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赢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经济仍很萧条；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在建造铁路、轮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装备所必需的资本方面，欧洲所起的作几大很量要的，同样，欧洲对食品（如：谷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业品（如：矿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也很重要。表4中有关英国同阿根廷的贸易以及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的统计数字可说明这一点。

　　表4英-阿贸易及投资（单位：千镑）

年份	英国从阿根廷的进口	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	英国在阿根廷的资本
1857	1574	1287	2605
1865	1014	1951	5975
1874	1271	8128	23060
1885	1879	4660	45602
1900	13080	7143	189040
1911	28933	19120	291110

　　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如出产硝石和铜的智利、出产金和银的墨西哥、出产咖啡和橡胶的巴西和出产锡的玻琍维亚，可提出类似的统计数字。因此，拉丁美洲已进入世界经济之中，而这是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实际上仍未改变，因此，大部分人继续当散工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外国经济渗透并控制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企业，不论是饮路、公用事业还是矿山资产。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不象在美国那样广泛传播，而最为外国和本国的少数地主、商人和特权者所获得，引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英国自治领同拉丁美洲一样，英国自治领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国。这倒不是因为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自然资源不如美国。例如，加拿大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直到20世纪中叶，当航空运输使这些资源能接近时，当美国较易得到的资源已耗尽时，它们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19世纪，加拿大无法与其繁荣的邻国竞争。贫瘠的劳伦琴高原是殖民地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加拿大没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盛产棉花的南部地区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极相似的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各自都能补充和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对的是西边1，50O哩的青苔沼泽地和北边的北极荒地，这使他们除了穿过边界进入美国各州外别无他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了美国。美国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万加拿大人穿过边界进入了美国，尽管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还不到500万。据估计，50年前在加拿大结婚的年轻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国。

　　英国其他自治领具备的天赋有利条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位于南半城它们都远离西欧人口众多的工业中心。佩思离伦敦9，50O哩，开普敦离伦敦6，500哩，而纽约离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另外，这三个自治领的资源都不如美国那么丰富、多样。连澳大利亚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国一样大。然而，澳大利亚大部分为干旱地区，它的河流几乎不适用于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矿床和贱金属。

　　这些欠缺都是相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而言的，其实，英国自治领仍拥有可供经济充分发展的丰富资源。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条横穿大陆的铁路，1915年又敷设了两条铁路。这些铁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尔伯达、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这三个草原省份的拓居。1906年至1911年间，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业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878年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国策"之后。

　　在澳大利亚，牧羊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支柱。羊的数目从1820年的2O万头猛增到1860年的2000万头，到1890年增至1亿头。这个国家依靠牧羊业就象美国南部依靠棉花一样。生产的逐步多样化包括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和更为重要的金矿开采（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淘金热）。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亚生产的黄金占世界黄金产量的39%（而美国占41％）；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从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国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一样，发展了一种依靠欧洲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集中在牧羊业和奶品制造业方面，它出口的多为羊毛、牛肉、干酪和黄油。

　　南非的经济则以1870年在金伯利开始开来的金刚石矿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发现的采金地为基础。另外，到1914年时，烟、糖、茶叶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少量出口。

　　结论　至1914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1765年是独立战争爆发前正常贸易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944114英镑。1784年是战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3679467英镑。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的36％的商品是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的43%的商品是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敷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总投资额不少于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第十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由于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和愿望而展现出来的充满困难和可能的危险的巨大前景。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这是无法预言的。然而，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

罗纳德谢勋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是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地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1914年前的十年中，还发生过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战是日本打败俄国。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倡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东和九州。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日常生活就会象过去几千年那样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

　　到1914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向所有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确，到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地区已成为被欧化的地因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片大片的地区，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000平方哩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000平方哩的土地处在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由俄国统治，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归英国统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兰统治，24800O平方哩的土地由法国统治，11400O平方哩的土地归美国统治，193000平方哩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161O00平方哩的土地。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了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了世界的中心。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觉察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巨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诸大海的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哩，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O0哩。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的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敷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O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费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资却略略增长了5%，从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间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辅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的、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纪中叶克罗地亚一位农民的以下这番具有讽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农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贤哲告诉我大车行驶不需马拉， 　　富丽堂皇的船只无帆无风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样快， 　　神奇的医生能截肢而病人却不叫唤也不痛， 　　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能在一瞬间传遍世界， 　　镰刀自动收割，纺车自行转动，铁犁自动开沟， 　　而我们仍象过去一样渴望得到面包。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写于1925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

　　欧洲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些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英国中产阶级19世纪末的这种幻觉似乎纯属神经错乱，然而，西方其它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颠群岛。在大西洋彼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即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霸权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们较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诸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由于种种情况的偶然结合，日本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并进而能够使自己摆脱西方象强加给中国人一样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还进一步仿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1894-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国帝国，1904-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件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较好的政体。……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

　　这一分析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以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国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鼓舞，尽管当地的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然是更为基本、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革命的结果既是向欧洲列强的挑战，又是向通常可用来掩饰外国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战。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发的革命，就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起义的极好例子。我们知道，这次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对西方的经济控制、反对本国卡扎尔王朝无能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的运动。我们还知道，波斯革命实质上是由俄国促成的，因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样，而且暂时阻止了沙皇对波斯改革者的镇压。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结束了阿卜杜尔·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独裁统治。这次革命明显受到了俄国和波斯早些时候的大动乱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俄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敌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看到；"应受蔑视的"波斯人正在试图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时却由于苏丹的专制统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欧洲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强的监护的威胁。

　　甚至奥斯曼帝国的非洲诸省也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响。例如，开罗的一家报纸时常介绍俄国和波斯的发展情况，并极力主张读者要么去实现"俄国革命的崇高理想"。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无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鞑靼难民为躲开沙皇专制政权的俄罗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涌入奥斯曼帝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得到增强。许多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来到这里，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革命失败之后的反动统治而流亡到这里。难民们随身带来了革命的文学作品、报纸和小册子，这些东西在土耳其广泛流传。

　　我们知道，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于1908年7月展开起义的旗帜，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动起来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他们希望废除年迈的专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权力，因为哈米德对变革的坚决反对正危害着帝国的生存。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英国和俄国将象瓜分波斯一样把奥斯曼帝国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与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兰那样自由地、专横地行动。在波斯，一旦英国和俄国联合行动，革命事业就注定要失败。但是，其他许多列强也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推翻苏丹，成为帝国的主人。然而，由于诸从属民族的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由于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协约国的一系列战争，他们为使帝国西方化、为使帝国复兴而作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挫败。有效的西方化必须等到土耳其共和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之时再实现。

　　在亚洲另一端的中国也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和本国软弱领导者的革命。既然是这样，俄国败在日本手下的惨状就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此外，中国有大批学生在日本留学：1905年有8000人，19O7年达17860人。因而毫不奇怪，孙中山后来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继这场战争之后的俄国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国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国的事件看作是满清王朝可能要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他指出，沙皇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免革命。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年的混乱和苦难。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从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国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40%。

　　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最终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1，到1975年达到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如果马克思听到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孔延奥（Antonio Rosa Continho）向。群葡萄牙商业人士的演讲，他定会感到惊奇，他说："军人运动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样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仅是要求正式的独立，而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而至今这种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第三世界仍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1966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个地区爆发了58次起义；其中只有一次是发生在人均收入超过750美元的国家。麦克纳马拉这样总结道："无疑，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联系。而这种暴力的趋势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上）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象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不但从欧洲历史的角度看，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的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导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较少地关心"战争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性力量的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经济上的竞争　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开始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而德国仅占13．2%。到1914年时，主要由于美国的产量从占世界总产量的23.3％猛增到35.8％，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不过，德国的产量却得到了充分的增长，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为14.3%，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在海外市场它同英国的竞争十分激烈。英国虽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经济上的优势，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却彻底输给了好斗的德国商人。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显然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

　　殖民地的争夺　由于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有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竞争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还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追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

　　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这些联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1914年8月，当战争爆发时，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评论道："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

　　这一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人则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了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决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此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大的争论。俾斯麦在缔结两国同盟时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关系的危险，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实现。然而，1890年，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不能继续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这样，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各自的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卷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机中，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声称："……我们正在做一个大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有一些重大困难要克服，在这一游戏中我们可能会失败。除非三国同盟的各盟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这一态度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危机日益频繁，为什么当集因成员国胆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时，这些危机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民族主义愿望　最后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的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愿望。这种愿望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难以对付的，那里的法国人仍不服从德国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恶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多民族的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伟大的斯拉夫民众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作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这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服他们正吵吵闹闹地要束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在一起。所以，在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使欧洲陷入大决战之中。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下）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从欧洲阶段到全球阶段　1917年出现于全欧洲的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在俄国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普遍；在俄国，3月和11月爆发了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且深到地影响了战后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实际上，1917年因两大发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1914年8月23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介入意味着一个迅速决定了战争胜败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

　　关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点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国家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地方性争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周围。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月8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我们……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务。"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1914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

　　俄国人不仅团结一致同德国人作战，而且确信他们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事实上，公众募捐了大笔的钱，准备给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但是，俄国人不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惨败。诚然，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协约国的最后胜利。1914年，俄国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进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调出部队，从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马恩河的德国人的前进。不过，事实仍然是，1914年侵入东普鲁土的俄国的两支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第二年，当俄国军队面对德、奥的强大进攻向后退却时，出现了大溃败。帝国人口最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丢给了同盟国。1915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

　　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见第十三章第五节）。这对前线的俄国士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15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这一经济上的弱点由于1915年帝国工业化地区的丢失而变得更加严重。此外，无能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国将领在以下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好象是一个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说，每当接到皇帝的命令。他总要花很长时间喊叫一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新任务。"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和特权争执不休。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治者。他那意志坚强而又十分敏感、反复无常的妻子常常怂恿他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严厉手段。"你从未放过机会显示你的爱和仁慈，现在让他们尝尝你的拳头吧！"但尼古拉依然是个软弱的、伤感的人物，他通常听从最后跟他讲话的人的劝告。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15年8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领导人拒不依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无权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并不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这一点突然变得十分明显。换句话说，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这就是既从事实上又从法律上来说的俄国形势；当时沙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

　　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第一次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策划这次革命了。相反，情况是这样：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因战争的压力和灾难而逐渐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倒塌下来。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时。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唯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的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规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拚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溃了。继临时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起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认，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责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显然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1905年革命时的一位观察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描述了有关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一特点：

　　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象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仆人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避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由于其起源和成份的缘故，它们一点也不象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因而，苏维埃运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和举行暴动；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士兵苏维埃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及几位助手乘坐在密闭的车箱里，穿过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国最高指挥部推测，这些革命者将破坏亲协约国的临时政府，他们的推测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即刻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

　　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起义，并认为，在俄国经历长期经济发展之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的策略是允许临时政府继续执政，同时经常督促它进行适当的改革和社会变革。

　　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向这一政策挑战，孤身一人号召立刻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继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似乎还是希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准备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战斗，以便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人们获得极为想望的和平、土地和面包。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极不得人心，结果被迫辞职；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的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以前；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政界的激进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反对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在努力制止人们对财产的越来越严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办法在军队中恢复严守纪律的风貌。这些措施自然使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军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爱高谈阔论的政治家，要求他立刻采取措施击溃苏维埃。当他拒绝这样做时，一位名叫拉弗尔·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发动了反克伦斯基的军事叛乱，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使政府不受苏维埃的操纵。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结果与原来的打算正好相反。正是苏维埃带头组织对科尔尼洛夫的抵抗，带头在他的军队中进行宣传，使许多士兵最后开了小差。因此，科尔尼洛夫主要是被苏维埃打败的；克伦斯基因而也发现自己处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此外，随着舆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但他自己的政党仍不准备最后决战，因为他们担心，即使他们能推翻临时政府，也不可能维持政权。列宁的回答是，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完全能统治俄国，为穷人的利益反对富人，正如过去13万地主统治俄国，为富人的利益而对付穷人一样。最后，在以辞职相威胁之后，列宁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革命，起义日期定在11月7日。

　　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红军水兵。克伦斯基设法脱身，在努力组织抵抗而毫无效果之后便逃亡国外。于是，临时政府屈辱、轻易地垮台了，这使人联想起沙皇专制统治的灭亡。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

　　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成分为：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然而，立宪会议的结构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拥有多少追随者。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　其时，列宁正在认真地争取和平，虽然仅仅是因为俄国不能够继续打仗。11月25日，托洛茨基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请求它们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各协约国对此避而不答，它们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国却愿意谈判，12月5日，它们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以后的谈判中，德国人要求割让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这种割让可能是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当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时，德国人便撕毁了停战协定，继续向彼得格勒推进。此时，列宁决定妥协，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因为他推测德国人很可能战败，无法保住他们所征服的地区。

　　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比原先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仅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已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哩的领土；这些领土上，有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并产有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影响至今仍波及世界各地。

楼主这是什么玩意儿吗！这么长，怎么看得完啊！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191么年8月B日，他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我要冒昧地向你们提一个严重警告，不要出于党派偏见，不要因为热烈地偏袒某一方，而作出最强烈、最巧妙、最根本地破坏中立的行为。在这些即将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做到保持中立。"

　　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入战争。为什么会不顾如此强烈地赞成中立的情绪而介入战争呢？

　　一个因素是扩军运动。成立于1914年12月1日的国家安全联盟得到了军人、军火制造者和喜欢争论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他们宣传同德国作战的可能性，要求进行义务军事训练，要求大大增加常备军和海军。威尔逊最初反对这种鼓动，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不可能完全不理睬它。最后，他亲自领导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扩军运动游行，并于1916年6月3日主持通过了《国防法》；这一法案将常备军增加了一倍，改组了国民警卫队，并规定在各学院和夏令营中训练军官。两个月后，另一项法案批准了一个大规模地扩建海军的三年规划。与这一扩军相联系的深入细致的鼓动和宣传也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参战作准备。

　　与此极为相似的是美国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武装入侵墨西哥所带来的影响。这次入侵是突然发生的；当时半为革命者半为匪徒的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袭击了新墨西哥州的边境城市哥伦布，杀死了19个人。比利亚的目的是驱使美国进行干涉，从而使卡兰萨总统名誉扫地，并将其推翻。威尔逊对此确作出了反应，立刻下令由约翰·潘兴将军率兵讨伐。尽管派遣了10万多人越过边境，但事实证明要抓到比利亚及其同伙是不可能的。相反，比利亚又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格伦斯普林斯，杀死了四个人。这在美国引起了对墨西哥宣战并占领其北部地区的叫嚣。不过，卡兰萨和威尔逊都希望避免战争行动，最后作出了使美国撤军的安排。然而，通过这些无灾难、无牺牲的军事行动的刺激，这一不可思议的插曲有助于在美国树立起一种战争精神。

　　有利于介入战争的另一因素是美国在金融和工业上受到协约国事业的约束。布赖恩预见到这种压力，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道义上禁止"贷款给交战国。这一主张被威尔逊拒绝了，结果，到1914年年底时，摩根商行已对协约国在美国购买军用物资一事作了"安排"。为支付这些军用物资，各协约国先是给现金，然后卖掉了它们在美国所拥有的公债券和股票，最后不得不大笔大笔地借款。这种情况必然产生了使美国参战的压力。蓬勃发展的美国工业依赖于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定货单，而美国银行家的保险箱里装满了英、法钞票，如果德国获胜，这些钞票将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国双方为影响美国人的思想而搞的宣传运动。总的来说，协约国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技术和通讯设施优良，而且还因为它们的情况更易证明是正当的、是出于防卫。英国人在海上的专横在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入侵与占领面前相形见绌。当德国潜水艇开始使美国人遭受伤亡时，由英国的封锁造成的所谓德国的饥饿很快就被忘却了。

　　这导致了袭击商船的德国潜艇战的发生，潜艇战证明是促使美国参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917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军事原因——得不到足够的潜艇，以保证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之前打败英国。但是，德国潜艇的数量在迅速增加——从1915年2月的27艘上升到1916年8月的74艘，再上升到1917年2月的103艘。这样，到1917年初时，德国军方认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的话，他们能在6个月内使英国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下令于1917年8月1日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根本原因。这一命令发出时，德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它势必导致美国参战。但从逻辑上推测，美国作为交战国给协约国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比过去作为中立国所提供的援助更多，而且其军队到达欧洲的时间也将太晚，无法使英国免于被迫投降。

　　威尔逊这时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但他对真正参战仍犹豫不决。他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声称，他相信德国人将不会实现其消灭美国人、摧毁美国船只的威胁。如果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将回到国会去争取立法权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公海上的权利。

　　威尔逊的克制未能阻止当时不可抗拒地卷入战争的趋势。1917年3月1日，美国新闻界公布了臭名昭彰的齐默尔曼密电；这份密电是由当时这位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城公使的。假如德国同美国发生战争，公使将向卡兰萨政府提议组成联盟，墨西哥将参加德国一方，作为回报，墨西哥将得到"慷慨的财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失地"。卡兰萨还应该为当时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和日本进行调解，并请求日本加入联盟。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了，他们把它送交给佩奇大使。当把它公布给美国新闻界时，美国的舆论自然非常震惊。有关日本的问题以及割让领土给墨西哥的问题，甚至在过去反应比较冷淡的中部和远西地区也唤起了人们的参战情绪。与此同时，德国人正用鱼雷袭击美国的船只，不少美国人正在丧命。最后又加上沙皇专制政权这时已被推翻，美国于3月20日承认了俄国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此时，美国能毫无保留地加入正在与中欧的独裁国家作战的民主势力联盟。

　　4月2日；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威尔逊总统向与会议员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我们很高兴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和各民族的渐放可战。……我们必须使世界对民主无害。……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支配。……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一个卫士。……"4月4日和6日，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随后总统发表公告。美国开始进入战争。

　　威尔逊在《战争咨文》中阐明战争目的时，其措辞必然抽象、笼统。但是，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他以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形式，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这十四点中著名的几点是："订立公开和约"以反对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削减军备、根据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须同诸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视的原则公正地调整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八、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它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更完整。

　　不过，在这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三倍。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工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象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18、19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曾唤醒和激励过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欧洲人正在别处寻找领导者，寻找思想。下一章我们将看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药库"，随后，在1929年的经济飓风到来之前，安定、繁荣了几年。

　　最后，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恭顺。例如，法国一位行政官员说，"1914至1915年间应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坟墓。"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26年写道："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观念和亚洲本身都在改变。"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马克思、列宁或哈罗德·拉斯基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苏俄工农红军。"

　　第一伙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政治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