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采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和公元前二千纪时为后来的古典文明奠定基础的一次次大规模入侵的情况。

一、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这两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史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文明的到来也使政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无论就其内部或外部，受到的种种限制都是发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现在，部落首领和年长者已为国王或皇帝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如宫廷大臣、省或地区的官员、法官、办事员和会计等——所取代。和帝国政府紧密勾结的是祭司集团，祭司集团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前的巫师只是"业余的宗教职业者"，而现在替代巫师的祭司则成了"专职的宗教职业者"。这就使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加强世俗秩序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种种属性。美索不达米亚的艾沙库（ishakku）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副摄政，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活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变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过去，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见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见于各村庄。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略而不提。为了充分了解人类自文明以来的经历，不仅须将各文明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还得一个个分别加以考察。用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话来说，必须"从村后溜进村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到处都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已为农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或褐色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是无论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们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

　　各地区的农民都掌握了大量的与农业有关的实际知识，即关于天气、植物种植、动物饲养、燃烧方法和发酵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各地区的农民也都把从事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他们都渴望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几头牲畜、几样简单的种田、做工的工具，因为这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获得独立和安全，所有的农民都顽强地抵制外来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代的集体。不过，村落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正好与农民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总是乐于同情和帮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总是乐于参加造房子、生火、庆祝丰收节日和其他社会活动。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矛盾和紧张的。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从城里来的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断专横，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农民们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把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卑贱的，只适合于一无所能的平民百姓。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这一切给人留下的伤痕从下面这段报道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段报道描述了在荷兰官吏面前，当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亚部落民却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缉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

　　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

二、游牧民进入历史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诸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兴亡交替，在历史长河中不止发生过一次。这就提出了原因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力量的侵入？要肯定、确切地回答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极困难的。为稳妥起见，虽然可以把内因和外因都说成是决定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样做，要确切地弄清欧亚各地区内因和外因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象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见第四章第二节）。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O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前一节中提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

　　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除内部的虚弱外，还经常有外来的游牧民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13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请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一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他们的历史也是由接连不断的浪潮似的迁移构成的。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象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那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的许多部落后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而且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象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殴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的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溶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决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即一种不纯的炭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治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铁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所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见第七章第一节）。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象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三、游牧民对中东的入侵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中东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入侵；实际上，由于中东的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中东地区遭到入侵的次数最多。虽然中东的帝国一个个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亡，但中东文明本身依然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请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请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尽管在这些漫长的世纪中入侵的骚乱不断，王国和帝国一个个不断地崛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换个不休，然而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事实始终没变，这就是：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如前所述，政治结构的破坏，并不意味着中东文明的灭绝。相反，请入侵蛮族由于受城市奢侈生活的引诱，由于需要当地书吏、官吏和祭司的合作，很快就适应了其臣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亚述人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下面这段分析中可清楚地看出来。＆#9;…亚述人以及继其之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派的角色，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角色。伟大的亚达国王亚述巴尼拔曾搜聚一大批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文学名著。这笔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重要遗产通过数千片楔形文泥版保今下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今天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神话和伦理方面的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泥版发掘物中得来的。…文化的连续统一性也在亚述人和加勒底人所信奉的众神身上显示出来。这些神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苏美尔人的天神、大气之神和土神，它们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亚述人在艺术方面有杰出的成就，他们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了先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形式和传统。虽然亚述人石块的来源极为丰富，但他们的建筑物，包括神庙，大多是仿效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砖块砌成。……亚述人的艺术，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仍末能摆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框框。例如，他们的艺术缺乏透视力，总是从侧面来描绘人物。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欧亚的古典文明有几个基本方面和过去的古代文明不同。一是范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从大河流域扩展到诸如中国、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整个的地区。现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相反，是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到相互连结起来，形成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

　　诸古典文明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特色。和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每个古典文明都逐渐发展起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诸古典文明的独特风格是如何不同，从下列的中国文明和印度佛教徒文明的不同，点对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人 　　印度佛教徒

　　语言：

　　无屈折变化，表意文字，（书写形式中）主要是单音节；无系统的语法。 　　高度的屈折变化，字母文字，多音节，有很复杂的规范语法。

　　著作方式：

　　简洁，隐喻取自熟识的自然界，想象范围有限，具体。 　　散漫，隐喻夸张，想象力无限奔放，偏好抽象。

　　个人的心理：

　　不喜欢将人的个性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心理分析科学高度发展。

　　时间和空间：

　　有限的，一生，环境，注重一代。 　　无限的，注重永世。

　　社会政治价值：

　　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 　　（在大乘和一般救世主义中）个人主义，宗教权力至高无上，追求非社会的种种利益。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府均来源于古典时代非凡的创造力。这里应特别指出，这种创造力和古代文明时的情况不同，并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时期，中东是创始力的中心，诸如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发明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诸文明相互之间则处于均衡状态，它们同等地相互作用。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东现在落后了，而曾经是边缘文明区的欧洲、印度和中国现在却作出了构成古典时代特色的大部分发明。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那时以后，一切重大事件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波里比阿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正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欧亚核心区的实质（见图6和图10）。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内，看起来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早期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普遍性影响的根源

　　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新的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见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二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扩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目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运输为主。

　　在公元前二千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的社会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级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哩。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化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责，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质将在以后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考察早期的欧亚核心区的实质。当时的欧亚混血人对各自文明的具体情况相互了解甚少，并未认识到这些文明是平行发展的。不过，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大量的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O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联结

　　地区之间的物质联结主要是通过商业，尽管商业并非唯一的途径。这是一个不仅货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也四处漂移的时期。例如，有一封波斯统治者大流士写给他手下一位总督的信可用来说明这一情况。这封信批准了将植物和树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地区的建议。信中写道："你提出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果树移植到亚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国家，这一计划我很赞同。……"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约公元前65年、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兹统治时期诞生的，本都位于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和贸易有密切联系，要不是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达到全面繁盛，毫无疑问，这种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会小得多。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岛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古代的克里特岛人象希腊神话中的亚尔古英雄，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见第六章第三节）。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11世纪，他们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还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又从那里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九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腓尼基人甚至还大胆地超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岸的商业据点加的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冒风险的大西洋贸易中的一个小站而建立的。

　　从约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后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那时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许可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强迫人接受的帝国主义统治。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达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埃达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这些埃达鲁斯坎人由于受当地铁资源为吸引，早在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前来定居，并发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尬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为事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启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就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波斯人的工作，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请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向西面的大力扩张，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最重要一项丝织品的运销。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下文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关系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一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化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　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的官方使者。这种欺骗，汉朝廷无疑是能察觉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帝国"礼物"仅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买来过的、附近东南亚的产品。不过，奉献"贡品"这一行为本身颇讨中国人喜欢，因而，中国人很可能就允许这些西方人装载可致厚利的丝织品而归。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似乎预示着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不过，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2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将提到的，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对邻近地区和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对北疆以北地区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孟加拉湾对岸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见下一节）。

　　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当时的印度文献常提到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苏瓦那拜赫米的事，说那地方的人比较原始，主要靠种稻为生，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或较为高级的文化传统：因而，当印度商人和冒险者要与当地的首户通婚，在那里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并强行控制他们的经济时，也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大好机遇不仅招引来许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罗门和武士们；结果，印度文化被大规模地移植到东南亚诸岛屿和大陆上，并有许多印度王国在那里建立。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在通常情况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来移民影响的当地首户；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的苛捐杂税外，他们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印度的影响有点儿表面化，但范围极其广泛。从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开始，到公元4世纪时，印度人已在远离印度的婆罗洲和中南半岛站稳脚跟。开始时，那些岛国很先选但将近公元三世纪末时，也许是海盗活动日渐猖撅的缘故，它们落后了。力量中心转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经马来半岛到中南半岛的陆路而进入的大陆。

　　于是，在相当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坎布贾王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扶南，他们留下的有关这一王国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记载中说："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成员有100O多个。人们奉行他们的教义，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许多婆罗门成员因此在那里居留下来。他们日夜攻读宗教经典。……他们用青铜制作神像。那些有两张脸的神像，都有四条胳膊；有四张睑的神像，都有八条胳膊。每只手上都拿着一些东西。"

　　以上所述，可说明东南亚大印度的性质。显然，大印度的情况与早数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颇为相似。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辽阔的海岸地区设立据点，然后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不过，当地居民既没有全部希腊化，也没有全部印度化；最终，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称和建筑物遗址作为缅怀往昔事业的纪念品。对于欧亚地区的历史来说，大希腊和大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们为扩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贡献：前者将文明从巴尔干山脉南部扩展到直布罗陀海峡和俄国南部；后者将文明从印度南部扩展到婆罗洲和中南半岛。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当局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扩大的缘故，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关于最早的陆上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极少。不过，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或7世纪的希腊商人所写的见闻尚有片断保存下来；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声称曾与西徐亚海队一起东行，远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写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西徐亚人的文章。西徐亚人是个挤马奶、住马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O年时，统治着顿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希罗多德列举了西徐亚人的各个部落，描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见，西徐亚人的详细情况他能掌握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凭借所控制的广阔内地的丰富资源，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腊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

　　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时，西徐亚人的势力由于来自东方的新的游牧民入侵而大为衰弱。随着继起的混乱状态，长途贸易不复存在，直到二个多世纪以后才恢复。这一次，促使长途贸易恢复的动力来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将自己的统治远远地向所谓的"西域"即中亚扩张。其目的是为了反击他们最危险的游牧邻居即欧洲历史上所说的匈奴人。在那时以前的数十年中，中国人对匈奴人一直是采取宠络的办法，赠送了大批的礼物和金钱；而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亚寻找盟友，共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这时，贸易紧跟在胜利的中国旗帜之后。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所年，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

　　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说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那位使者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帕提亚人''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的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公元二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弱；不过，并没有完全枯萎。中国仍在生产丝织品；丝绸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绿洲城市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它们曾借以致富的贸易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甚至在5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看惯常的各种奢侈品。据说，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笼罩在花环之下，到处都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饰物装扮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

　　不过，罗马政权的衰微使中间人牟取暴利这一多年老问题更为突出。3世纪时，阿比西尼亚人的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红海，对海上交通强征很重的税。同样，公元226年以后，在萨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亚人统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对陆上交通的控制。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政府对丝织品的进口实行了国家垄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中间人。到6世纪中期，这一问题终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彻底解决，他们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从东方偷运回国；于是，丝绸工业在叙利亚开始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西方不再依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丝绸之路渐被废弃。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兴起，给陆上贸易以最后的打击。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并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于是，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随着陆上道路给最后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听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和贸易量都有了质的提高。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这些构成了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经济组成部分，下面一节将考察这一核心区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样，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时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与它是"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开。

　　不过，各种文化运动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打开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他们继续使用传统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他们在国家中居垄断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不仅对传统的爱国和知识表示亵渎，而且在国内煽起了某种骚动。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并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性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则成了不合时宜、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具有普遍性影响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后者的确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体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希腊士兵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虽然地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请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它们已忘却自己的本族语，操柯因内语。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铸币和各种艺术也已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采用。

　　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的世界主义日渐发展，他们开始尊重过去一直称之为蛮人的外国人。早先，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国王入侵亚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怂恿，想把亚洲诸民族"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救出来，置于希腊的保护下"。而亚历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况大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评了那些"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两大等级"的人，他说："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1世纪，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声称，亚历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来当所有人的统治者和调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国。……。

　　希腊文化的影响向东扩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节所述，这些王国在沧亡于来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荣了几乎两个世纪。这些深入亚洲中心的希腊文化的前哨基地对周围请民族产生了一种世所公认、范围广阔的影响。首先发生影响的是用高明技术制作的希腊硬币，这些硬币实际上导致了印度铸币的产生；接着是称为《弥兰阳王问经》的佛经（弥兰陀即大夏的希腊国王，统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将希腊的对话体裁引入印度文学。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希腊词，包括马嚼子、钢笔、墨水、书和矿等单词，被并入梵文。在科学方面，也有一些希腊词作为术语，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学和医学。

　　希腊文化对一个被称为犍陀罗的宗教艺术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名宇，该地区曾在希腊统治之下。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绘佛经中各种场景的浮雕品。犍陀罗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罗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显著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强调精确地表现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细节，如描绘各块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义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现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情况，可以沿着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变得简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现实主义仍表现在如衣服的裙子一类表面细节上。因而，希腊艺术风格明显地影响了伟大的亚洲各文明。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更不用说亚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经过几个世纪仍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杯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小岛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柔软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和演说时，眼界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腊文学作品有极为强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罗马人在文学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树。开始时，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给优美的希腊诗歌、戏剧和散文所迷住，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渐渐地，罗马贵族要求文学作品能以罗马人的生活为主题，能表现罗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个民族文学开始产生，不过，无论是在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塞内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银时代"，这一民族文学始终带有源自希腊的印记。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有最明显的影响。希腊建筑的特点是设计简单、比例相称、装饰完美。虽然这些特点已由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和庞大的规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装饰，这些雕塑品最初来自希腊，是作为战利品用货车运回国内的，以后由本地的艺术家仿制。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的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从这一角度看，罗马的"陷落"也可说成是希腊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面前的退却，就象它在中东与穆斯林相遇时的后撤一样。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获取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中，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它们也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残、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适合时宜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泰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信仰——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不过，基督教在耶稣生前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仍然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稳步发展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官方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O至80O年期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节将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性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483年）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苦恼于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而舍弃优选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飘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佗，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无为"、"寂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团。这些教团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象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至855年期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0O00余个结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见第九章第二节）。不过，在锡兰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锁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而，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位权威人士写道，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东的创造力似乎缩小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那时的古代近东）只是在整理和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留到现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上）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而其余两章则分别叙述单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是由于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确实，这些文明早先都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个周围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节所述，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上，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姐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六章第四章）。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为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发展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到受道德谴责的人。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年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变成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本，约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僭主，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并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军事化社会。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劳里昂银矿也多少有关。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能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穿越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还是给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上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对付，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死。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战胜者。

　　希腊人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使希腊人免于遭到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作出其独特的贡献。这一点亦为柏拉图所认识到；他写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共同决心未能挡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已可以说，希腊各城邦已混杂一团，希腊人混同野蛮人，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

　　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429年）达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于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兹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国主义是比较开明、仁慈的，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对雅典保持忠诚，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结束为止；而且，当它们真的发动叛乱时，煽动反叛的都是些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由于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强国，另一方是陆上强国，战争连绵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也不能保证后继物资的供给。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蒙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仅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世界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提到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张的说法。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文明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过分的赞扬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应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应该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约公元前302年希腊塞琉西王国派往华氏城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曾承认，在他当过大使的孔雀帝国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似乎至少是希腊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现在，雅典人，我要争辩，可不象你们想的那样，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不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假如允许我用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象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他们的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对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显得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午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专从事于发展某种特殊的技艺，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癎疯时，他写道："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处，如雅典卫城的圣地帕台浓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他们的作品与后来的罗马雕刻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带有综合性，即只是强调表规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个个模型照搬。谈到希腊雕刻；也不应忽视希腊硬币，它们为这一时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同样的对比也明显地存在于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决策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还以同样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他们也汲取了，并加以发展，使其具有很有条理的逻辑结构。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绘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他教导弟子们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相应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个现实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图认为，善不是变动不尽的现实世界的知识，而是真实的理念世界的知识。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评价古典希腊，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该依据现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乌托邦的标准。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同样，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书将予以分析），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七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思恶性虐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见第九章第三节），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区别而分裂。而且，它什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前所述，这些母邦曾与19世纪的欧洲相似，经历过早期的繁荣；而现在，它们的发展已受到它们从前殖民地的阻碍，正象19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阻碍一样；而且，这两种情形实质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如今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伊索克拉底写道："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抛入大海，也不愿资助穷人。那往最贫穷的人不满足于夺取富人的财产，而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财富。"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郊，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嫉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一类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能顺从这个经济不稳定、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变化无常的生活。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继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级"人材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使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作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24700哩；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现在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致医生们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以支点，我能翻转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下）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264年

　　公元前217年，希腊举行一次和平会议，试图结束诸城邦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埃托利亚同盟的一个代表在谈到罗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间的巨大斗争时警告说，无论谁获胜，都会成为对希腊的威胁。"因为即使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也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战争中，不管迦太基人打败罗马人，还是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人，战胜者绝不可能满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统治权，他们肯定会来这里。"这一警告有先验之明。和平暂时获得了，但不出五年，战争又爆发了。在以后的百年里，罗马击败迦太基，转而东进，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最后是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接受它的统治。

　　这一如此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么呢？若观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会注意到它们两者间实际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的南岸了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位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儿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见第七章第二节）。埃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埃特鲁斯坎人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广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若干艺术和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识别罗马神和希腊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埃特鲁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请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之后，罗马和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地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例如，由于没有象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尤其是尾随意大利靴子从罗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仍存在，1943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征收贡物，且从不扩大其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由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支的"支队"；30支支队，即360O人，组成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地处半岛"胸背"、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上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其后备。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之前，须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位置。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有关群众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诸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想象，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由于现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也会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27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暴发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清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原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击灭提尔时，它已发展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由于迦太基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运输贸易，它逐渐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日渐增长，使罗马人深为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战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道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战和投入战斗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例如，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1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当时，尤里马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1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象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引起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公元前73－71年）的恶政，这种恶政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见。他说：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象对待民族之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象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

　　罗马本国几乎和外部属地一样，受到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许多小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产。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其富有的阶级。那些富人们急欲积聚大地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分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时，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隶们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仍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之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团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解脱他们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现在，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作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给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不断增多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店已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过了12年，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长期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支持的将领们。战胜北非努米底亚部落的将领马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在小亚细亚打败米特拉达悌国王的苏拉相对立。在苏拉使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们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内战达数年之久。苏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不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稳定局势。公元前73年，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治。虽然这一点现回顾起来很明显，但尤里乌斯·凯撒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当时已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作为高卢的征服者而声威显赫，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开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现在，凯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凯撒得到统治权后，原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

　　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盲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当时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嘲讽说，谁要是外出吃晚饭而不立下遗嘱，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粗心大意。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游览者也会发现，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尤其是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他们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罗虽然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览者对战争英雄卢库卢斯发表议论，说他夏天用的某幢乡间别墅设计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住，卢库卢斯就会哈哈大笑道："你难道认为我的感觉还远远不及鹤和鹳，不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改变住处吗？"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们过的生活有无节制，反正和穷人的生活很不同。穷人们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住后楼下的街道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不两样。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他曾问道："住在这种地方，有可能睡觉吗？沿狭窄、弯曲的街道行进的马车声、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骂声，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劳狄本人都无法入睡。"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14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5万个座位的罗马大斗兽场进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样，场面残酷。有些人让各种凶猛的动物如熊、象、犀牛、狮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还有些人让通常装备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5000头牲畜。图拉真曾让IO000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死。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O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虽然法律专家们并不认为自然法无形中对罗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把它看作是人类立法应当顺从的楷模。这一基本原则是罗马的一个伟大贡献，至今仍在起作用。实际上，罗马法是后来公元6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八、后期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给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一种教的东方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以致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居统治地位。

　　正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式。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证明其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还记得：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较大的政治单位。然而，即使那样，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除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开德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是同样有害的。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根据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的经济影响，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遮蔽。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缩小，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六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涨为20O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向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刀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帝国的疾病是"机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象中东冲积土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四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卢的情况更是如此，高卢是西部唯一的另一个曾有工业根基的行省。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尽管灭亡了，可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物质方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导水管、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同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和平"曾带来长达二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做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第九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谋利。

阿输迦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并不只是对比它们的自然环境后自然呈现的差别，即在职业、饮食、居住和服装等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再生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等基本观念和制度有细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其他一切欧亚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正如下一章将要说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在假设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才这样说的。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第六章第四节）所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的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来往往地翻山而过达许多世纪。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地，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救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和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给提到，而恒河仅被提到过一次。不过，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转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合并。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说的一段名言。他说："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阳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性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诺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应该指出，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再生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园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是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士集团统制一切的浓烈气氛。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较世俗的水平上，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巴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作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对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过，开始时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1OO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见第七章第三节）。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获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达之时，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事实保证他们尽管道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依照希罗多德的看法，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希罗多德的这些叙述很有意义，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可以理解，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思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较注重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外国来客留下的叙述也就显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后，历史的迷雾又降临了，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提及亚历山大之处。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当属最不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些东西也全未存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但是，这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也用讲故事的形式说些离奇的事来增添趣味，说什么有身高十呎、肩宽六呎的人，靠蒸气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铜球的雨，恒河里长300呎的蛇形鱼，等等。

　　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二百年之久。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连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500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的结构和履行的职责已在旃陀笈罗多的私人教师老底利耶所著的《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予以阐明。考底利耶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献身于"成千上万的国王所拒绝接纳的财富之女神"。他的目的是要将"象不好的母牛那样不结果实"的荒原改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他对美好的国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王国的中心区和边围地区拥有首府和省会……力量强大，足以压服部近地区的国王；没有一片片泥泞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芜的土地，也没有阴谋家、虎狼之徒、野兽和大片的旷野……拥有肥沃的土地、矿山、树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场……用水不靠下雨……商品丰富多样；能够承担起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交纳繁多的赋税的重担；居住的农民都具有乐善好施、积极肯干的品质……这些就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所应有的优点。

　　无论如何，这些优点在孔雀帝国可见到一些。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哩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在《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列有18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象现在某些时候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治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节所述，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铸币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间的贸易。接着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140年起，一伙伙地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沙卡人。他们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

　　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向南扩展，可能扩展到远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间的纳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迦（他的统治自约公元130至160年）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区、阿富汗和今中国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跨越当时最热闹的几条商路，所以国内诸地区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的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贵霜铸币现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各行省以及亚洲诸国家中被发掘出。这些铸币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众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腻色迦既在他的铸币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诸神，同时又毫无偏袒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称号maheraja（"伟大的国王"），又采用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还同时采用中国人的称号，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现在回顾起来，印度与外部世界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显然是很突出的。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见第七章第二节）。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大发展（见第七章第三节）。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并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