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千家论坛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0:00

三、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动大的战役，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他却惨遭失败。他的继承者便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到达西方的陆上通道。 　　这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来自满洲北部的新入侵者，击败了在东北地区居统治地位的游牧民，宋王为之鼓舞，决定收复此地。他利用这一表面上的机会，派兵进入满洲。结果，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即从1127到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年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国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海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生产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五节）。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0:00

四、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称为金。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反对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国南部以示报复。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领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非因早期同帝国的交往两部分地中国化了。这些蛮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不久便有人向他们提出功告，说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语言、习惯和法律方面与其臣民相分离。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可疑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实际上是在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中任职的许多外国人不满，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各种外国宗教不满；这些外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的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满州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括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铁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后的大汗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象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国人的明朝，且一直统治到1644年。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1:00

五、明朝的民族优越感及后撤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综合了佛教、道教诸成分，更令人满意地适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亚里土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成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直至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洽成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虽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颁布这一诏书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1:00

六、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舍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施行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且，他们是在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较后才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当然首脑相差甚远。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是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星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同样改变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偎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后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十分清楚，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见卓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那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2:00

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对日本长期有效。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住居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这一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只是挂挂名而且。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一段时期内，藤原氏通过利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帮助一方或另一方，还能维持势力均衡。最后，源赖朝在这些封建领主中获胜。1192年，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征服蛮族大元帅），并有权指定他的继承人。作为大将军，赖朝是全军的总司令，负责王朝的内外防御。赖朝定镜仓为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控制全国；天皇则继续留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正是在镰仓幕府时期，蒙古人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两度入侵日本。两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领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后被大风暴击溃；大风暴消灭了远征军。日本人认为，是神的干预解救了他们，故称这些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朝廷的阴谋诡计以及武士阶层中不断增长的不满，镰仓幕府灭亡。这时，足利尊氏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区，地方封建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2:00

八、日本的后撤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进行。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各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象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2:00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小林恩·怀特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 
一、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却是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当时选择的办法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接受者，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封建主选择国王非常谨慎，即使他们无意尊重他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因而，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足自给的村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数少者二十，多者数百。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他。 　　由于远距离贸易、中央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来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象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更重要的是，教皇进而声称神权优越于俗权："两者之中，神权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甚至须对统治人们的君主们传达神意。" 　　查土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继承者们能控制罗马教皇的职位，结果，678室752年间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预西方的能力大大减弱（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罗马教皇的职位如今从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还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与此同时，教皇的传教团改变了异教的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权力在西方得以进一步加强。由于他们的成功，新的教会相继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了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这些教会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规。 　　当时西方新的多样性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独立教会，代替帝国当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治的来邑，不久后以其来自城市的独特有效力而于贵族、高级教士、最终于君主颇为不利的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O00年后的500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对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将在以后几节中予以叙述。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2:00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士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脉虽中断了连绵不断的大平原，但它们不是很高很大，没有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相反，这些山脉矿物资源丰富，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然，千万年来，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一对适当的技术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时代都起作用。例如，上个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的西欧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3:00

三、技术的格外早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阻止技术革新。另一原因是，边远地区的环境普遍地促进了节省劳力的发明。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举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土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一个叫罗杰·培根的修士在13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能制造运货车，它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象鸟一样……；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 　　培根的见识不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以理解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发源于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希腊-罗马人所知道的许多发明，只是在西欧人手中才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闲，而使用过去的"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着。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展；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这种犁使耕种杂草丛生、难以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为可能。无疑，这是一种与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农具；扒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贫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用于农业。然而，到10世纪时，人们发展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力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施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最后谈谈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因不存在着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原动机。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银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例举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西方这一独特的进步，也反映在同近邻传统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变化的关系之中。1203年，当西方的十字军开始围攻君主坦丁堡时，他们对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华充满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见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丽的城市。当他们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城楼，看到豪华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时，无不为之悚然惊骇；城墙和城楼用于围城；宫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城市的长度之长，宽度之宽是其他所有城市无法比拟的。毫不奇怪，他们都吓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创造以来，人类竟从事过如此巨大的事业。 　　对比之下，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红衣主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1444年，他写信给伯罗奔尼撒（摩里亚）半岛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他派"四个或几个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并学习意大利语，"以使精通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消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水车轮转得又快又匀称"。写信时他还想到了水力风箱："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能将金属从无用的、泥土似的现存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人们很容易获得有关炼铁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对人类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这一陈述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历史上第一次有东方人建议，派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实用工艺。"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3:00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这些因素是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1315和1316年期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的全面发展自然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这几个世纪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10至14世纪，人口大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无法与其相比的。人口激增促进了维持人口增长的农业的改进；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反过来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中欧和北欧地区的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丰富的水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的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农民首次开垦了村庄周围的荒地。这是一个惊人担却千真万确的事实：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地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到1300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比今天还要大。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的西迁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迁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外国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3:00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巴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揭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有时结成象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的权力相对立的拜占廷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为争夺日耳曼主教的叙任权，教皇和皇帝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利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和皇帝的权力。到13世纪，教是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尤其由于虔诚的法王和英王相继即位，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202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议员们把国家繁荣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待、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3:00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但是，12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一限制受到了挑战。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如今，他们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同传统的基督教的设想和教义相一致。 　　实质上，早些时候，穆斯林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罗伊就已遇到相同的问题（见第十四章第七节）。他们的方法出自二难推理，是"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神学的真理和较低的理性的真理。在寻求亚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多明我会修道上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在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中，他阐述道，亚里士多德详述了理性的真理，教会的箴言详述了宗教的真理；这两个真理虽在信仰的基础上被争论不休，但最终必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真理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着手论证的观点；《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经院哲学综合思想的名著。他用论述每一论点的正反引证和最终总是支持正式教义的观点，构成了一个综合结构："……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于是，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中萦绕。 　　这一神学展示出中世纪世界的等级性。社会、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级关系表示出来。土在下，水在上，空气再上，最贵重的元素火在顶层。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国王、贵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宇宙也是如此，月球和太阳在下，行星在上，恒星更上，万星之上是天堂，出于神学的需要，与天堂相反的是地狱。这幅世界图画一直流行到科学革命时期；16世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17世纪牛顿的世界机器论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观。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1:53:00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10世纪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个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之，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侵。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尔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首先发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所投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极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见第十四章第七节）。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因此，突厥人仍处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深渊，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以其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他们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的主人。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1200至1500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综合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早期船只各自的特点。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到200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治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O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四个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与几个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而最终获得成功。 　　最后，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在欧亚大陆对15世纪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中显而易见。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问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诸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诚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经纪人获得厚利，他们为此非常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并非如此幸运，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只要给他们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允许他们政治上自主发展，他们的寻找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5:00

第五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此编之前，我们在论述1500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时，全部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欧亚大陆部分。其原因如第一章第三节所述：欧亚大陆在这几千年中一直在世界事务中居首位；而且事实是，人类150O年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历史，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历史。一旦人类分散到各个大陆，其原始的技术水平就严格地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随后几千年，人类生活、活动在孤立的地区中。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各民族被完全地隔离在它们各自的大陆上，而非洲人，虽不是完全，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在人类历史主要是地区性历史的几千年中，欧亚大陆的居民占世界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他们生活在相互邻近的地区中，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程度不同地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促进了欧亚大陆的较为迅速的发展。相反，与世隔离和缺乏外界的促进因素，阻碍了非欧亚大陆地区的发展。这就是150O年以前，人类文明中绝大多数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发源于欧亚大陆，以及当今世界其实质上必然是欧亚大陆世界的原因所在。因此，本编之前，我们着重研究了欧亚大陆的民族与文明。 　　15世纪，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使各地区的民族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世界历史的地区性阶段宣告结束。传统上，西方人的观点认为，这是外力冲击的结果。他们着重强调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强调了他们的发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态度对全球历史来说是不适当的。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诸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尽管没有历史上更杰出的欧亚人那么不辞劳苦，但他们毕竟构成了人类不可低估的部分，因此，其发展必须予以考虑。另外，非欧亚大陆的国家、民族和制度在决定西方扩张主义的结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样，是十分重要的。鉴于这些原因，本书后两章将叙述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因此，对于那些无法居住的开阔的高地，就填上大象，以弥补城市的空缺。迪安·斯成支特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7:00

第十八章　非洲

　　如果受外界促进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决定某一地区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随便看一眼地图即可明白，非洲所处的位置还算不错。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其说是个障碍，倒不如说是一条大道。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最后，季风抵消了印度洋的浩瀚无垠，便利了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 　　然而，历史上，非洲与欧亚大陆隔绝的程度，比根据上述情况得出的印象要严重得多。这一与世隔绝至今仍是非洲大陆发展中的一个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本章将首先论述导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然后叙述非洲大陆的民族及其历史发展的性质。 一、地理环境 
　　本章将要研究的非洲，是指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如此限定的原因如第一章第三节所述，在于撒哈拉沙漠是一大屏障、一大分隔者，而地中海相比之下却是一条连接的大道。历史上，北非人与地中海盆地周围其他诸民族的相互影响之所以超过他们与沙漠屏障以南地区诸民族的相互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本章研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实际上是一座岛屿，它的北岸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 　　撒哈拉沙漠决不是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唯一障碍。大沙漠的东面，沿尼罗河上游的是巨大的苏德沼泽地。这些沼泽地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障碍。而未被港湾、海湾和内海破损的、平直的海岸线，也使非洲大陆难以接近。因此，尽管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三倍，但海岸线却比欧洲的短。缺乏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相仿的海洋，意味着非洲内地对外部世界来说是比较难以进入的。 　　沿东、西海岸的100O英里长的沙洲，以及东、西两岸的巨大的隆起地，也是有力的障碍，它使乘小船登陆十分危险。即使成功地躲过了沙洲和激浪，仍然还有另一个障碍，即滚滚河流由内地高原顺着一道道悬崖向低洼沿海倾泻而下时所形成的急流和瀑布。非洲大陆的外形象一个翻过来的茶托，这在今天能提供巨大的水力发电的潜势。但在历史上，沿海岸的瀑布意味着，非洲既没有象圣劳伦斯河和亚马孙河那样的为进入美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水流平缓的河流，也没有象莱茵河和多瑙河那样的为进入欧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河流。另外，低洼的沿海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由这种气候引起的热带病，也挡住了进入非洲的道路。内地高原通常气候凉爽，益于健康，但沿海地区的气候却严重影响了要到内地去的人们的健康。 　　与外部的难以接近同样重要的是内部的难以进入，这就是说，从非洲某一地区到另一地区也很困难。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这一阿拉伯词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在其最稠密的地区，比沙漠还难以穿越。 　　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海岸附近缺少出口、内地缺少不受阻碍的河流网一起，阻止了非洲大陆各地区间的相互影响。这必然阻碍非洲各民族的全面发展，从而解释了草原上的复杂的大帝国和遥远的沙漠、森林地区的狩猎团体问时并存的原因。 　　这一地理环境还有助于说明，欧洲人侵入非洲较其侵入美洲，在时间选择上何以存在着反常的差别。非洲与美洲不同，几千年来一直同欧亚大陆保持着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很微弱。但是，欧洲人侵入邻近的非洲却比侵入遥远的美洲要迟缓很多。在美洲被开发、被殖民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非洲仍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几个不重要的地区为人们所知晓。甚至到1900年时，大约还有四分之一大陆未被开发。非洲之所以不受欧洲推动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它的各种地理条件；这些地理条件结合起来，使非洲大陆有力地抵抗了外界的入侵。然而，地理环境决不是唯一的因素。车少，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普遍的发展水平也很重要；这一发展水平甚高，足以有效地阻挡欧洲人达数世纪之久。但在论述黑人的文化之前，我们将首先考察他们的种族成份。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7:00

二、民族 
　　与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非洲诸民族决不是属于同一种族。仅撒哈拉以南地区就可发现各种种族，这些种族存在于整个历史阶段。不过，他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而且权威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有一种种族的分类至少目前遭到的反对最少，它认为主要有四大种族：（1）布须曼人，他们操科伊桑语；（2）俾格米人，他们原先的语言不知道，因为他们接受了后来征服者的语言；（3）黑人，他们操尼日尔-刚果语；（4）高加索人，即卡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他们操亚非语。这四大种族似乎起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从那里，布须曼人向南迁移到南非；俾格米人向西迁移到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移到西非，向西北迁移到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则向西北迁移到埃及和北非，以及向东北迁移到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应再次强调，上述分类和迁移的情况，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已将当前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如果一个人站在苏伊士运河旁，面朝南和西南方向，那么，越往前走人的皮肤就越黑。人们一定、甚至笼统地把布须曼人排除在外。……其实，就经验而论，埃及人或多或少属于地中海高加索种人；而当一个人朝南和西南方向走时，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几内亚沿海地区或刚果森林里，黑种人居支配地位。不过，没有一条能标在地图上的明确"界线"，或者说，无法在部落之间（用统计学以外的方法）作出区分，声称一个部落明显属于高加索种人，另一部落属于黑种人。甚至在黑种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还会发现白皮肤绿眼睛的人。……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8:00

三、农业和铁 
　　同美洲和澳大利亚可能存在的情况相比，非洲文化更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例如农业，它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于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从那里传到其疆界从埃塞俄比亚高原伸展到大西洋沿岸的苏丹。应该指出，有些权威人士认为，农业是由这一地区，即尼日尔河上游地区独自发明的。不论情况是否这样，事实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栽培的绝大多数植物，是由外地传入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尼罗河而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来自东南亚的香蕉、甘蔗、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由葡萄牙人及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赖马豆、菜豆、南瓜和番茄。铁器出现之前，这些植物已在苏丹草原大量地种植。雨林地区很少从事农业，因为那里能得到各种可吃的水果和蔬菜，无须用石制工具伐树耕地、花费艰巨的劳动，便可获得足够的食物。 　　对非洲来说，与农业引进同样重要的是冶铁术的引进。冶铁术肯定是从外地传入的，它可能有三个来源。其一是迦太基，这门技术可能从那里经商人向外传播。公元前500年，或许更早些时，商人们开辟了两条正式的、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如我们从已发现的商路沿途的岩石雕刻品上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象后来那么宽、那么可怕，因此，商人们能用驴和马拉着大车和马车穿越而过。后来，当沙漠变得更难通过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 　　冶铁术的第二个来源是库施王国；库施王国位于尼罗河上游，首都设在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库施人以黑人为主，古埃及人称他们为努比亚人。他们最初曾遭到埃及法老军队的袭击，后来渐渐地建立起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于公元前751年征服埃及，并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一个世纪之久。此后，亚述军队由东侵入，迫使库施人退出埃及。然而，正是从这些亚述人那里，库施人学到了冶铁术。 　　库施人能使他们的知识得到充分利用，因为他们国家与埃及不同，有着丰富的铁矿石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首都遗址旁至今仍能看到的大铁矿渣堆表明，麦罗埃曾是中非的匹兹堡。铁和文明地区的其他产品，可能用来换取非洲的传统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在生存了1000多年之后，于公元4世纪衰落，在此之前，冶铁术已传入遥远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库施王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是冶铁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第三个来源。现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人的祖先，大约在公元50年建立了一个帝国，以阿克苏姆为都。这些阿克苏姆人是在印度洋各国、中东和东非从事贸易的商人。尽管详情还不知道，然而，是他们将冶铁技术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东非。 　　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广泛传播冶铁术方面，迦太基人、库施人和阿克苏姆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约公元前50O年前后，当地居民已开始制造自己的工具和武器。到公元前200年，这项技术已向西一直传播到尼日利亚中部，到公元1世纪，向南传播到赞比西河。于是，非洲进入铁器时代，其影响和前面提到的铁器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深远。 　　早先，铁锄和铁斧曾使农业伸展到中欧、恒河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如今，又使农业扩大到非洲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结果，农业产量增加，出现可用于经商的剩余产品。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又转过来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而取代了从前简单的亲属关系。因此，约公元9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组织，它拥有军事机构、行政机构和维持国家组织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对非洲的另一影响是使非洲大陆的种族成分发生根本的变化。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苏丹草原的易接近的黑林人和高加索种人，而不是雨林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不易接近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和高加索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侵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人口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公元600至9O0年间，一部分班图人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征服了布须曼人；布须曼人遭受了和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班图人沿大西洋海岸直接南下，最后遇到了一个新的民族霍屯督人。现在认为，这些霍屯督人就是布须曼人，他们早些时候学会了牲畜饲养，从而改善了他们的饮食，变得比其他布须曼人更加高大，但在其他方面却同布须曼人很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非常公平的分享着这块大陆。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8:00

四、伊斯兰教 
　　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另一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力量，即伊斯兰教，加强了农业和冶铁水的影响。7世纪，伊斯兰教迅速传入北非时，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统治者的抵抗，但却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柏柏尔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们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将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传入苏丹。柏柏尔商人改变了他们沿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宽容的黑人统治者允许穆斯林享有从事宗教活动和宣传其信仰的充分自由。因而，大约9世纪时，伊斯兰教首先出现于苏丹西部诸商业中心。到13世纪时，它已成为当时大马里帝国的国教，并因官方的支持而稳步传播。 　　伊斯兰教还在东非取得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立足点；在那里，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会。阿拉伯移民同班图妇女通婚，创造了一个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语言成为东非的混合语。在东非，他们仅以沿海飞地或岛屿为居留地，因为这里更安全，不受大陆部落的侵扰。伊斯兰教并不试图征服内地，所以，在东非与在北非和苏丹不同，伊斯兰教从未获得大块基地。 　　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方面。此外，也明显表现在随着与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而来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据记载，大约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博尔努王国的国王海·伊得利斯·阿娄马曾说过："在宽容、仁慈、慷慨、永恒的上帝赐给苏丹的恩惠中，有难得的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香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这就是苏丹经济同国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商业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购买罗得西亚的象牙、奴隶、黄金和加丹加的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到13世纪时，其中两座城市基卢瓦岛和桑给巴尔，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铸造出大量的铜币。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愈来愈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曾于1513年访问廷巴克图，他发现，这一兴盛的学习状况应归功于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这里'廷巴克图'拥有大批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学者，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充足的生活费用。各种手稿或书籍从巴伯里'北非'运到这里，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大，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帝国权力控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一权力服务的人。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8:00

五、苏丹诸帝国 
　　农业和冶铁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地区间贸易的繁荣，伊斯兰教的促进因素，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自8世纪起非洲大陆上的国家建立的过程。毫不奇怪，苏丹出现了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那里，长途贸易发展得最快，伊斯兰教的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这个地区出现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O0年）。 　　这三个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它们都以商业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将其权力范围向外扩展，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的岁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买卖的征税。当时的一位学者贝克里，列举出在加纳帝国向出入边境的"每头驴所驮的盐，"以及驴和骆驼所驮的其他商品所征收的税。他说："在这一帝国中所发现的每块金子都属于加纳国王，而国王留给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尘。……" 　　来自这些捐税的岁入渐渐地使帝国的行政管理更为复杂完善成为可能。因此，桑海帝国比前两个帝国更复杂。全国明确划为几个省，每个省设一名长期任职的省长。帝国还有早期职业军队，甚至还有几个部，分管财政、司法、国务、农业、林业以及"白人"，即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马里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从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拨图塔将马里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内；这一旅行东面最远到中国。1353年6月，拨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有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强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扶清灭洋 发表于 2005-3-30 12:19:00

六、王国与部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种商业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另一种商业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岛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今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基卢瓦岛的商人统治者，以苏丹自称，是贸易的经纪人，控制着莫诺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间的商品的交流；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岛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拨图塔这样写道。后来，马里帝国又给这位拨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苏丹请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岛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伪破坏。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个葡萄牙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五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这里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代理主教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船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的进攻为止。凭借他们的火器，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结果，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几个小王国。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东南非转向东北非，那么，非洲舞台上的多样性便十分明显。在东北非，在埃塞俄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中，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王国。公元4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人一直是异教徒，他们信奉的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神。公元333年，叙利亚人弗鲁孟提乌斯将基督教传入这里，并使国王皈依基督教。从那时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并渗入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切断了埃塞俄比亚同地中海的联系；8至10世纪，红海各港口丢失给穆斯林，使这个国家同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但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由山脉和高原组成的极为辽阔的内地，实际上一直与世隔绝地幸存到现代。在此环境中，形成并持续下来的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一个拥有朝廷和国王的基督教封建社会；朝廷由牧师、官员、军事将领组成，而国王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国王一样，由于经济需要和政治压力，被迫将其宫廷不断地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如本章第三节所述，325年，努比亚库施王国被阿克苏姆所击灭。随后相继兴起的国家，通过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传教团，于6世纪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对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于被沙埋没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画至今仍呈现出原有的色彩。几年前，波兰的一个考古团发现了这些壁画，将它们从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坝的不断上涨的大水中抢救出来，分别珍藏在喀土穆和华沙博物馆中。 　　同埃塞俄比亚一样，这些基督教努比亚王国因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埃及而与世隔绝。尽管努比亚边境地区同穆斯林的战争不断，但努比亚的基督教却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又生存了六个世纪。13世纪，埃及归顺了好战的萨拉森人的统治；这时的萨拉森人正在圣地同西方十字军作战，不愿意宽容家乡邻近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徒。因此，13世纪后期，他们蹂躏了努比亚大部分地区。不过，那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又生存了两个世纪。 　　在对非洲各种不同社会的个别考察——这仅仅是个别考察，而不是全面调查——中，有些最原始的社会不应被忽视，因为它们的长期存在反映了非洲大陆在地理上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情形。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绝在难以进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区中，故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发展阶段。当他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人类原始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时，世界却忽略了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没有意义或影响。少数几位仔细地观察过俾格米人的人报导了他们在舞蹈、合唱、表演、模仿和讲述故事方面的高度发展的才能。同样，布须曼人也以其岩石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这些绘画和雕刻用自然、流畅、富有韵律的线条绘制而成，一般描绘动物、打猎和战争场面，以及伴以舞蹈的仪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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